叶永烈：我家三口写温州模式

转瞬之间，改革开放已经40春秋。2018年4月13日，温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卢剑平及金辉、郑朴先生来访，为《我与温州模式》一书约稿。

　　温州网讯 转瞬之间，改革开放已经40春秋。2018年4月13日，温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卢剑平及金辉、郑朴先生来访，为《我与温州模式》一书约稿。

　　我并非研究温州模式的专家，没有写过关于温州模式的学术论文。我忽然记起，我和妻子、长子在1987年初曾经一起去温州探亲，当时正值“温州模式热潮”之中。回到上海之后，一家三口都写了关于温州模式的文章：

　　我写了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中国改革的试验区——温州模式》，发表于1987年8期《青春》文学杂志，被1987年10期《新华文摘》、第6期《报告文学选刊》(双月刊)、第11期《青年博览》全文转载，还收入诸多报告文学选集。

　　妻子写了散文《人老而屋新》，长子写了《我看改革中的温州人》，竟然在同一天发表——1987年2月17日上海《新民晚报》在副刊“夜光杯”刊出《人老而屋新》，而北京的《光明日报》则同时在头版的“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专栏刊出《我看改革中的温州人》。

　　像这样一家三口写温州模式，恐怕绝无仅有。

　　这一家庭佳话，使我记起难忘的采访温州模式之旅：先是在1986年11月14日至11月20日，我回温州采访温州模式。我被温州模式所深深吸引，回到上海之后，在家里作了“长篇报告”，妻子与长子听罢，对温州非常向往，鼓动我带他们去温州看看温州模式。于是，两个月后，趁着身为教师的妻子与身为大学生的长子放寒假之际，在1987年1月18日至1月25日，我带着他们一起回温州。他们也被温州模式深深感染。这样，才有了一家三口写温州模式的佳话。

　　“温州模式”首次见诸报端，是在1985年5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报》。那天《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报道，并配发评论文章《温州的启示》，在评论中提出“温州模式”。从此，“温州模式”逐渐升温，越来越热。虽说我生在温州，长在温州，但是自从1957年考上北京大学以后，就离开了故乡，只是去温州探望母亲时在那里小住数日。1982年初，我把母亲接来上海之后，就多年没有去温州。然而，就在这几年间，温州发生巨变，温州模式诞生了。在温州模式沸沸扬扬的时候，我决定回温州看看，在1986年11月和1987年1月两度前往温州采访温州模式。

　　当时，温州交通还很不方便，没有一寸铁路，没有高速公路，飞机场也尚未造好。从上海到温州，要么坐火车到金华，再从金华换乘长途汽车沿着瓯江之畔崎岖的公路到温州；要么从上海乘坐轮船去温州。相对而言，乘船更为便捷省力。在北京大学上学时，我途经上海回温州，乘坐的是“民主18号”轮船。我这两次回温州，乘坐的是“瑞新”号轮船。这是一艘双体船。上午9：30从上海十六铺开船，翌日8：30抵达温州麻行僧街码头，要花费一天一夜的时间。

　　到了温州之后，我住在松台旅馆。那时候的温州，处于崛起的前夜。出现在我眼前的，虽然还是旧城一座、小城一座，但是在改革春风吹拂下，正在酝酿脱胎换骨，正在以温州模式作为突破点突飞猛进。当时温州没有出租车，只有三轮车。远一点的地方，除了公共汽车之外，还有三个轮子的“狗儿车”。我从亲友家借了一辆自行车，温州城不大，所以自行车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我熟门熟路，从百里坊、解放北路、解放南路、五马街、蝉街、人民路兜了一圈。那时候，温州除了在瓯江码头新建一幢12层的高楼之外，城内似乎面目依旧，大体上还是老样子。但到处是小摊、商铺，市场活跃，生机蓬勃。

　　我重点采访温州模式的三个不同的典型——苍南龙港的农民城、永嘉桥头的纽扣市场和乐清柳市的电器市场。

　　那时候从温州去苍南龙港镇，交通甚为不便。要乘坐汽车经瓯海、瑞安、平阳，乘坐渡船渡过飞云江、鳌江两条江，才到达龙港镇。龙港镇令我耳目一新，因为这座新城是由一幢幢整齐的三、四层新楼组成，有点像美国的联排别墅。这些新楼底层开商铺，二、三、四层住家，这些新楼不是政府出资盖的，而是由四乡的“万元户”们自己出钱按照统一模式建造的。我两度从温州前往龙港，采访了龙港镇长陈定模。他向我讲述了这座“农民城”的历程。

　　经瓯江大桥，我专程到永嘉县桥头镇采访纽扣市场。那是一个眼花缭乱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小商品琳琅满目，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温州的起飞，温州民营资本最初的积累，就来自小商品。纽扣就是小商品，而永嘉桥头的纽扣市场，为一大批温州民营资本家积累了原始资本，赚到了第一桶金。这一温州模式后来被发扬光大，才有今天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城。

　　汽车驶过楠溪大桥，经过乐清白象，我到柳市采访电器市场。父亲是乐清人，我曾经多次随父亲到过乐清白象、柳市。那里原本是出产香糕、泥蚶、炊虾(虾皮)、鱼鲞的地方，怎么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名闻遐迩的电器市场？这简直是颠覆性的。然而出现在我的眼前的种种电器，表明了柳市的“华丽转身”。生产电器毕竟不像生产小商品那样简单，这表明温州的民营经济正在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柳市的蜕变、巨变，意味着温州人不再局限于小商品小打小闹。

　　采访了龙港的农民城、桥头的纽扣市场和柳市的电器市场，使我对于温州模式有了深刻的印象。我意识到，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转折之后，中国大地百花争艳，百舸争流，而温州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毕竟是温州人，我在温州有着广泛的人脉。我拜访温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我的表姐夫施振声，父亲叶志超好友杨玉生医生的儿子、温州市科协副主席杨学德，我也拜访中学时的语文老师、作家金江，我的亲戚、作家马允伦，老作家马骅，铁井栏医生、父亲友人邵尧夫，父亲的学生戈鲁阳(作家戈悟觉之父)、金伯龙等等。通过他们，了解改革中的温州的潮头潮尾，了解他们对于温州模式的种种看法。

　　我还第一次拜访了住在龙港的恩师、作家杨奔。我11岁时向《浙南日报》(《温州日报》的前身)投稿，就落在副刊编辑杨奔老师手中，他把我的这首小诗发表了，使我深受鼓舞。

　　有趣的是，夫人杨蕙芬已经17年没有回到温州，25年没有回到家乡平阳张家堡(后来划归苍南)，这次温州之行使她感触良多。平日教作文而很少写“作文”的她拿起了笔，写出散文《人老而屋新》。

　　写完之后，她说：“投给《平阳报》吧！也许，县里的小报会登我的文章。”

　　“不，寄给《平阳报》不行——你的文章写的是平阳的情况，给了《平阳报》，岂不成了往森林里运木头！”我建议她投给上海的《新民晚报》，因为这家报纸的副刊“夜光杯”常常刊登外地见闻之类的文章。

　　“《新民晚报》？！”她吃了一惊，连连摇头说不行，因为那是当时发行量达150万份的报纸呀。

　　忽然，她来了个180度转弯，说道：“对啦，你认得《新民晚报》的许多编辑，你替我写张‘介绍信’！”这一回，我连连摇头：“凭‘介绍信’，就是文章登了，也没意思！写文章要靠真本事。文章写得好，报社就会登的——你要相信编辑是公正的。”

　　她对我的话将信将疑，说道：“试试看吧！反正我是无名小卒，无所谓！”

　　她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只说明自己是上海某中学的教师，通讯处也是写某中学，完全跟我无关。信封上写《新民晚报》编辑部收。她把稿件塞进邮筒时，是1987年2月4日中午。

　　没有想到，《新民晚报》在2月17日便发表了她的《人老而屋新》，这使她激动不已。

　　真是无巧不成书，也就在2月17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专栏里，醒目地刊登了我长子叶舟的文章《我看改革中的温州人》。

　　来源：温州日报

　　作者：叶永烈

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