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路上的“世界范”

　　我就是在街上长大的，长到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看店了， 12岁以后，我每年暑假要打两份工，但我不是为了钱而打工，而是好奇。我做过什么呢，比如流水线上的运动鞋，滑雪手套，皮箱，火柴盒，也做过电影院的“领票”，百货公司卖健康食品，还有压膜：一批砖坯送进大窑用火烧，做了三天做不下去了，高温车间，穿个三角裤，戴几副手套，热死了。我还做过保险，快餐店外卖，大楼清洁工，这些都是自发做的，因为天性喜欢新鲜事物。

　　2009年12月6日，在香港城市大学25周年银禧校庆晚宴上，范家辉在城大10万多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获颁首届杰出校友奖。

　　《新民周刊》：你喜欢看书，相信你学习成绩应该不错，所以，你的求学经历应该也是非常顺利吧？

　　范家辉：事实情况并非如此，我爱看书，不等于我爱上学。那时候的我，该学的不学，三天两头逃学，考试总是倒数第一，这个情况直到我妈妈出现后才有所改观。

　　她是我的继母——她对我非常好，多年来我早已习惯直接叫她妈妈——刚才说过，我爸爸去日本发展，七八年后被派回香港开拓分公司，后来自己做老板，我们家慢慢富裕了。我现在的妈妈是当时他的秘书，后来他们就拍拖。在她和我爸爸结婚之前，她已经开始过来天天给我和我妹妹补习，她非常地温柔，用启发式教育帮我补习，我的成绩突飞猛进。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学习方法：坐香港的电车，认店招，认广告牌，那时候每一家店的招牌都有中文、英文，她告诉我，从小，她的英文就是这么学来的。她后来一直做到汇丰银行香港总经理的大秘，我爱她，非常尊敬她，后来在如新每次提倡孝道、提倡生日请母亲吃饭时，想到的总是两个妈妈，一个生了我，一个在精神上哺育了我。

　　我念的小学很好，是一所百年小学，教学内容非常传统，国文课，通识课，忠、恕、义、廉、信、耻，老先生们的传统文化串讲对我们价值观的形成，影响非常大。我的中学则是一所教会学校，天主教的，非常刻板，少年期的叛逆性格让我再度频频逃学，直到初二因小错不断被勒令退学，转学进了一所基督教背景的学校，老师大多年轻，提倡新思想，推崇新风尚，这么一来我如鱼得水，开始把反叛精神用在学校社团上，像中文协会、戏剧协会等等，因为我喜欢做新的事情。

　　香港的学制是小学六年，中学五年，预科两年，然后才是大学，能读到大学要经过一轮轮筛选，最后能考上的不足千分之一。当时，公务员的孩子一般去英国念书，还有津贴；有钱人家的孩子去美国，一般的中产子弟则去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我最好的朋友当时都去了加拿大读书，结果我一下子就不想上学，打算自修，通过自学来考大学。结果这个梦想还没有行动就变成了妄想。那时候十七八岁，家里又不缺钱，每天玩乐，认识了一帮新的朋友，每天就去喝酒，混啊，大概混了两年。

　　终于我妈妈来找我，要和我谈谈未来的打算。当时爸爸的公司马上要上市，奶奶的檀香店也扩大了一倍，家里的经济条件已非常宽裕。记得她说，家辉，家里的生意不是不可以给你，但是给了你，你有没有能力承接？生意现在看来是不错，但是以后怎么样就很难说了，有顺就可以有逆。妈妈希望你最起码要读一个本科，这样将来才能够自食其力。妈妈的这番话让我警醒和振作起来，重新读预科，之后考入香港城市大学，读商科。

　　《新民周刊》：当年你读大学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香港城市大学？

　　范家辉：香港城大是1984年刚成立的，是新的学校，对我而言，在这样的地方会有较大的想象空间和发展空间，符合我的个性。在城大每年三个学季，十个礼拜为一学季，每个学季要学六科。它的办学理念是，你学的每一科就是一个砖头，整个建筑物就是由一块块砖头拼起来的。每年你都需要累积十八块砖头，三年完成。相对于专而精，我更欣赏广而博，喜欢综合思考，对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有兴趣学习，喜欢做个“杂家”。结果到最后课倒没上多少，各种协会办了不少，还参与筹建学生会，并担任了城大第一任的学生会主席。从第一届的学生会主席一直做到第三届，虽然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会很多，但是我就是很喜欢，可能这也跟我从小喜欢创新、创造，要把别人没做出来的第一个做出来这种性格有关。香港的学生会和内地不一样，其组织自主性很高，而且学生会主席在校董会有席位，还有投票权，比如很多教授要开设新科目，我就有投票权。后来有老师找我说：范家辉，你这门课没有修。然后我就跟教授说：我很忙，我现在还在看你的开课建议书，你是要我看你的建议书来给你投票呢还是去上你的课，你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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