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档案：解放初期 副市长贪污七千多元被法办

　　温州网讯 1949年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7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温州为直辖市，建立市人民政府。自市政府成立后，先后搬迁过三次：当年8月26日，市政府在第一桥国民党时期的合作金库成立，在这里待了两年零两个月；1951年10月26日，市政府迁到墨池坊的“金台衙门”，在这里待的时间最久，长达30年零2个月；直到1981年12月地市合并，才搬到广场路。

　　副市长被逮捕

　　建国之初，墨池坊出过一个贪污犯——温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任一人。当时我在市政府任秘书科长，了解一些情况。任一人是南下干部，在老解放区曾任专员或副专员，在当副市长之前是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的行长。他老是穿一件肥大的显得过长的灰黄色土布中山装，为人随和，脾气很好，从不对下属疾言厉色。工作也很勤奋，生活上没有与众不同之处。但在“三反”运动中，他被发现是个贪污盗窃犯。

　　1951年秋天，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暴露出一些贪污浪费现象。1951年12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简称“三反”。运动的中心是抓贪分子。1952年1月，温州市第一届第六次人民代表会议正式宣布开展“三反”运动，2月19日，在市级机关的坦白检举大会上，宣布任一人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当场扣上手铐，押走了。

　　警卫员检举

　　他的贪污是如何发现的呢？这与当年的首长警卫制度有关。战争时期，大大小小的首长，都有警卫员。解放之后，市区还有国民党的武装特务活动。我与招商局军代表蔡南星有一天路过屯前，遭到特务的冷枪袭击。那子弹带着唧唧声，紧贴着我的头顶穿过，看来这位袭击者未必是个精于射击的职业杀手，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心虚，所以未曾伤及我们一根毫毛。在这种情况下，正副市长和市委书记完全必要配有警卫员，平时帮着料理生活上的琐事，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首长的人身安全。

　　任一人的警卫叫董纪泉，20岁左右，个子很高，却一脸稚气。他虽年轻，但经历过解放战争的战火，是个“年轻的老革命”。我们部队中的小鬼，有一个共同点：很单纯，有点顽皮，但执行任务一丝不苟，决不打折扣。

　　任一人好几次到杭州出差，小董当然随行。任一人外出，常常命令他待在招待所里，或者只管去逛西湖，不必贴身警卫。首长命令自然要服从，但小董太忠诚了，他要对首长的人身安全负责到底，于是“阳奉阴违”，偷偷地跟在任一人身后，暗中保护。

　　一路跟着，看见任一人到银行里去。他不放心，怕首长在银行里出事，每次都偷偷掩在门边观察动静，却看见任一人拿出黄金兑换人民币。小董信任首长，没有怀疑这中间有什么暧昧之事。直到“三反”运动开始，他才觉得此事可疑，悄悄地向组织检举，任一人的贪污罪行浮出水面。

　　赃物藏在墙洞

　　没有费很大周折，没有逼供和“穷追猛打”，任一人就坦白了。他是银行行长出身，知道在资金往来中必然留下了痕迹，只要认真查，没有查不出来的。他很快坦白，还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整个社会对贪污分子深恶痛绝，贪污分子自己会有一种沉重的负罪心理。不像现在，有一股“笑贫不笑贪”的暗流在精神上支持着贪污行为。其实，这比出几个贪污犯更可怕，常说的“气候土壤”，就是指的这一种精神氛围。贪污犯有精神上的同盟军，心安理得多了。任一人见丑行暴露，精神上先垮了。连撒谎抵赖的勇气也没有了。当年可供挥霍的场所不多，他的贪污所得只用掉了小部分。任一人交代，留下的金子，藏在墨池坊新建楼房前的墙洞里。

　　墨池坊院子里，场地还未完全平整，瓦砾堆是铲平了，但老墙墙脚、地基都还未动。办公楼前残留着半截粗石砌的墙，大概有一米多高，赃物就藏在这里。

　　于是市府秘书科副科长刘国押着任一人起赃。任一人抽掉一块石头，露出一个洞，他伸手进去拎出一个手巾包来——一条普通的手绢包着一包金子，有大大小小的“条子”和手镯、金链等金饰物，还有一块金表，只是没有金戒子、金耳环等小件，一共大约一斤上下。在定案时，连这些金子在内，共折算人民币七千多元。七千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当年普通的伙食费每人每月八元，任一人的贪污款，可供73人吃一年，或者说，可以让一个人过一辈子，从1岁吃到73岁。

　　过了几天，公安局有人来拍这藏金之窟的照片，作为物证。他由刘国陪着到这断墙处，刘国手指洞口，拍了一张照片。照片是特写镜头，画面上只有一个墙洞和一只伸着食指的手。如果不加说明，根本看不出是怎么一回事。刘国曾开玩笑说，自己的手指将“流芳千古”，这张照片，市档案馆里应该还保存着。“三反”高潮时，成千上百个贪污嫌疑犯，最后甄别时真正的贪污犯没有几个。任一人一案可是铁板钉钉，翻不过来的。

　　伪装寒碜

　　任一人很快被送到丽水纸伞厂去服刑，刑满留场任副厂长。他到丽水不久，给我写了一封信，称我为“科长”，这也可以看出他的负疚心理，他觉得没有资格和我“同志”相称了。信里请我将他留在市政府的行李寄到丽水去。他的行李寒碜得很，一只旧皮箱放着几件旧衣服，一条毛毯，一条棉被，一条褥子，有限的几本书，都是公家发的干部必读之类的学习材料，可见此人不爱读书。后来曾绍文市长调杭州时，铺盖行李也很单薄，却有两只大板箱装着书籍，成为行李中的最大件，与任一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作为任一人的最接近的助手，却几乎没有看出一点蛛丝马迹。事后想来想去，竟只想到一件事：我们都吸烟，我吸的是“飞马”，一来便宜，二来这是抗战时期新四军香烟厂的牌子，有感情。“飞马”是中偏下档烟，相当于现在的“牡丹”，当年被称为“干部烟”。而任一人掏出来的香烟却是“小将军”，这是低档的劣等烟，几分钱一包。我几次发现他自己吸的和在“小将军”壳子里装的，却是“美丽”牌香烟，这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高档烟。他出事后，我陪公安人员搜查他的卧室时，翻出好几条美丽牌香烟来，才悟出其中的奥秘。大凡心怀鬼胎的人，一定要伪装。他的“小将军”香烟壳，是把自己打扮成清廉、艰苦朴素的道具。古今中外，无不如此。

　　(作者当时任温州市人民政府第一任秘书科长，后任秘书处主任、市委工业交通部副部长等职。)

本文转自：温州新闻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