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八成家族企业未有继任计划 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普华永道广州分所主管合伙人何国辉

　　文/图羊城晚报记者吴海飞

　　羊城晚报：中国家族企业计划未来五年有更迅猛发展的比例为53%，远高于全球15%的比例。在未来宏观经济增速下一台阶进入7%-7.5%“新常态”的背景下，这一信心从哪里来？

　　何国辉：我们报告访问了全球40多个国家的2000多位家族企业高管，中国今年首次纳入研究，有32位受访者。首先，中国家族企业在过去一年出现增长的比例达到了84%，而全球平均水平刚刚过半，为53%，这说明国内家族企业增长整体向好，大部分处于增长周期中，因此也会预期未来的增长能够保持。其次，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增速虽然下调到7%-7.5%的范围，但即便是增速甚至再低一点，也比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高得多，如果处于这样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之中，加上中国家族企业内销比例高，对未来增长的预期比较乐观是非常合理的。

　　从其他方面也可以佐证中国家族企业对未来增长的信心。例如较大比例的中国家族企业会关注城镇化问题，而国外家族企业这一比例较低，因为他们早已完成城镇化。国内企业关注未来12个月市场环境不稳定性的比例也比国外企业低，因为国内市场环境相对还是比较好的。最后，在未来五年对价格竞争的关注度上，国外企业为58%，中国企业仅为28%，也说明国内企业处在迅速拓展市场的阶段，而未到价格竞争的阶段。

　　近八成企业未有继任计划

　　羊城晚报：报告显示中国有78%的家族企业没有制定任何形式的继任计划，有明确书面继任计划的比例仅有6%，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原因是什么？这是否对企业长远发展不利？

　　何国辉：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家族企业发展时间比较短，没有经历过传承，对此也缺乏认识和经验。我们调查取样时观察到中国家族企业还处在第一代的比例达到70%，创立时间不到20年的企业占比76%，而国外样本第二第三代家族企业占比较高，还有不少到了第四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就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而专业化和企业传承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中国的家族企业在制定继任计划方面与国外有一定差距不足为奇。国外很多家族企业到了第三第四代，不仅考虑过“接班”问题，而且已经经历了传承的过程，因此会有比较成熟的继任安排，而国内家族企业可能一次传承经历都没有发生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交班”可能会比较随意，甚至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建议中国的家族企业尤其是“一代”企业重视继承计划并事先做好准备，尽早安排“接班"计划对企业的传承、股权、企业管理、税务管理等方面都有重大的影响。这方面可以参考很多国外的案例，国外有不少老牌家族企业已经历百年传承，在此基础上再结合企业特点和企业家个人的想法设计继任方案，比如说把企业交给下一代的同时引入专业化的管理人员。

　　9成企业有非家族成员持股

　　羊城晚报：国内家族企业董事会拥有非家族成员的比例达到94%，拥有非家族成员持股的比例为81%，反而远高于全球的65%和34%，为何会出现这一状况？

　　何国辉：这方面很难定论，国外家族企业出现没有家族成员在董事会或持股很可能都是没上市的企业，上市企业往往有独立委员会，因此必然有非家族成员董事。此外，国外很多家族企业创立之初就基本是家族成员为股东，壮大之后还是保留了这样的传统，而国内企业刚成立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有非家族成员参与。国内成立企业时往往是几个骨干成员负责不同的范畴，有些管市场，有些管财务，有些管技术，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人拥有一家企业。国外很多家族企业则是一个股东创立，甚至即便有两三个股东创立也全部是家族成员。一开始就有不同范畴的人员持股或进入董事会，这反而是一个好的现象，对专业化和长远发展有利。

　　数字化意识反超发达国家

　　羊城晚报：报告显示数字技术意识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家族企业反而远高于发达国家，中国有77%的受访企业认识到数字技术的重要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何国辉：这个结果我们也略感意外，通常大家会认为发达国家比较先进，但在数字化方面确实可能有些特殊，以中国为例，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使用率在全球来看表现都很不错，甚至跟移动和数字技术走在前列的美国相比也不会差太多，企业方面腾讯、阿里巴巴等也有全球关注度。中国对互联网的利用特别是网购方面普及率是非常高的，企业对这方面的意识和关注度也非常高，大多数行业的企业都会考虑如何去跟数字技术结合。特别是近两年，如传统的零售行业受互联网冲击确实太大，也倒逼他们不得不往这方面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