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希旦：清代品学兼优大学者

纪念孙希旦的探花楼，位于瑞安中学内。 陈耿 摄

不同版本的《礼记集解》

孙希旦的手迹

　　温州网讯 清代中期在朝廷中做文官的温州名人仅有孙希旦一人，虽然他49岁即英年早逝，距今已230年，但他留下的著作《礼记集解》，作为以义理为基础的《礼记》诠释代表作，受到晚近学者的推重，不断重印，影响深广。

　　翰林院编修

　　分校《四库全书》

　　孙希旦(1737-1784)，自号敬轩。幼年时在瑞安陶峰山读书，12岁入县学，博览经史百家，乾隆二十七年(1762)，参加浙江乡试，考中举人。又七年，参加会试，挑取中正榜，得官职内阁中书。回家候缺时，著《尚书顾命解》。

　　36岁那年，先生赴京城任职，补内阁中书。他做学问，孜孜以求，特别精专于礼学研究，开始撰写《礼记注疏驳误》。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馆纂修《四库全书》，孙希旦任分校官，校勘王应麟著作《玉海》。于敏中总裁嘉其精勤。两年后，金坛相国正准备保举他进入史馆，因父亲病故，他返回家乡。先生自小以孝敬父母著称，当获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时，他悲恸万分，三天水浆不入口，回到家时已十分消瘦憔悴。

　　乾隆四十三年(1778)春，他再赴京城，试礼部，登进士，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编修。那年他43岁。秋，母亲去世，又回瑞安。第二年，受温州知府郑沄邀请，他主讲于温州中山书院，教人以行谊为先，尤重视以经史为学问之基础。讲学的同时，他修改扩充《礼记注疏驳误》为《礼记集解》，撰成书稿五十卷。

　　过了两年，他再到京城，任武英殿分校官，国史馆、三通馆纂修官，以勤勉自励，手不释卷。重订、厘正《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这是乾隆皇帝交办的差事，经先生手订，书成，皇帝以为佳善，而先生已因事繁过劳病得不轻。今查阅《四库全书》史部，可见二书题前均有“钦定重订”。

　　正当大家看重他的才能，会有更大作为之时，乾隆四十九年，他却病逝，年仅49岁。临终前口占一诗：“人禽相去只几希，天理横流人欲微。病里静言半生事，茫茫四十九年非。”归葬于瑞安浦西马河龙头庵。

　　八十多年以后，同为瑞安集善乡人的孙衣言撰写《敬轩先生行状》，叙述他的生平事迹，说先生气质“清峻静深”，做人品德高尚，对亲友能“尽其爱”，“持己甚严，而与人甚宽厚”，遇到求助告急的，他会竭尽全力，倾囊相助；治学则博览群书，无所不探究，是“以文章学术折服其辈行”，其才干为当时人所推重，以为可师事之楷模。文章末尾以不短的篇幅回顾温州历史上的永嘉学派，并用叶适的话，将这一学派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兢省以御物欲”和“弥纶以通世变”，而说孙希旦先生是在永嘉学术创立和衰微的六百年之后，继承了温州前辈的永嘉之学，“当学术衰熄之时，独能奋其孤踪，仰追逸轨”，其品行“御物欲”，如同于南宋温州学人郑景望，其学问“通世变”，媲美于南宋温州学人薛季宣，并希望吾乡之人“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

　　代表作《礼记集解》

　　多次印行

　　历代对《礼记》注疏的著述多达数十种，有着重从考据为基础的诠释，有偏重以义理为基础的诠释，也有以篇章结构入手的诠释，孙先生的著作被推崇为是以义理为基础的《礼记》诠释代表作。

　　《礼记集解》是一部百万字的著作。孙希旦三易其稿，书稿上红笔修改，剪纸粘贴增补，生前尚未刊刻。清道光年间，瑞安项霁、项傅霖兄弟与乡人商议，图谋刊刻，开始着手整理，项傅霖校勘了前十卷，项氏两兄弟先后去世。咸丰三年(1853)，孙锵鸣回到家乡，继续此项整理工作，将书稿厘定为六十一卷，并作序在卷首，又附《尚书顾命解》一卷于书后。乡人集资，合力运作，咸丰十年(1860)，在瑞安孙氏盘谷草堂开始雕版，由东瓯梅师古斋刻字，中途遇战乱而雕版被毁一半，至同治七年(1868)，该书刊刻功成。

　　现在我们在温州市图书馆能见到的是以此雕版付印的清光绪年间的《永嘉丛书》本，参与校刊者(温州各地与外地在瑞安任职的)共计50多人。台北兰台书局1971年据《永嘉丛书》本影印，又影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民国时期，《礼记集解》收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和“国学基本丛书”。1982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影印有合订精装本。新中国建立后，又被收入“十三经清人注疏”系列丛书，由中华书局印行多次，这是目前最容易见到的通行本。

　　据曾军在《义理与考据》一书中的研究，孙希旦把《礼记》这部经典看作是一个个鲜活的以人为主角的礼仪事件的记载，他努力调和天理与人情，常将人情作为准则来辨析诸家观点，在学理层面上，试图说明社会中的人可以通过修身达到天理与人情的和谐统一。他的诠释，一是以“集解”的方式博采众说，二是坚持义理诠释又不废弃考据，表现出一种兼收并蓄的学术气度。孙希旦汇集了历代注疏中的义理诠释，从礼的制定、施行和应用等多方面解释经义，进一步丰富了《礼记》的义理，使得《礼记集解》成为了义理诠释《礼记》的集大成者。

　　孙希旦诠释受到温州区域文化的影响，他一方面继承了宋代理学的怀疑精神和长于议论，另一方面又采用了永嘉学派乃至浙东史学重视经史文献证据的实证方法。其诠释具有继古和开新的态势，将经学和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将义理诠释和文献考据结合起来，这一切都为他的义理诠释注入了活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注疏在清代达到的最高水平。

　　诗“清远”文“雄深”

　　孙先生的著作还有后人辑编的诗《敬轩诗存》和文《孙太史稿》。

　　他的诗，中年以后，“风云月露之词不入笔底”，《东瓯诗存》录其诗16首，存世汇编收入《瑞安清、民国诗词集》第一册中的有148首，擅长五言。热爱家乡的情感在他的诗中表达得特别深厚，如《自邑中还家夜雨作》《出都作》等，情挚意长，风格清远；游旅寄怀的如《游陶山寺》《登大观亭》《石门洞谒刘文成公祠》《宝香寺吊卓侍郎》《隆山望海诗》《宝方寺夜中有怀舍弟》等，借景抒情，将史实巧妙地蕴含于诗中；抒发志意的，则直抒胸臆，记叙人生感慨；赠答友人的，也显得自然朴素，情谊真切。

　　他的文，据记载，乾隆六十年(1795)有一刻本，由台州临海籍黄河清和江西万载籍学生辛炳乔收集编辑，30篇制义文。道光十年(1830)，又由顾莼、蒋祥墀补入41篇制义，遗稿合并为前后集，刻本藏温州市图书馆。这是一部完全收录时文制义的文集。所谓制义，是指明清科举考试规定的文体，即八股文，亦称制艺、时文。孙希旦参加考试多次，他对自己的制义时文比较自信。

　　71篇文章，都是以《论语》等四书原文某词或某句为题，展开议论，而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并加以阐发开来的。他继承永嘉之学，追溯至孔孟学说及程朱理学，对四书及朱注的体会和理解较为深透。孙衣言撰《永嘉先生时文序》评论说“敬轩之文，多俊杰廉悍之作，而实蓄之于雄深。”青年学者曾军认为：“孙希旦的制义，破题开阔，承题巧妙，中间四比层次间出，结题大气，将八股文的优点尽数发挥出来了。语言古朴、简明，无雕凿生硬之感。”后来，经瑞安项几山增刻，孙衣言将此二卷制义刊刻收入《永嘉丛书》，书名为《孙太史稿》，影印本见上海书店出版社《丛书集成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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