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电影根本就是成人世界的一个伪命题

　　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1987年更名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

　　腾讯娱乐专稿文/《内陆》飞鱼策划、编辑/猱困困

　　夹在圣诞节与元旦前后的贺岁档，到农历春节之前止步，有一小段空档，像《熊出没》这样的电影从旁杀将出来，已经形成惯例。其中，很多儿童电影尤其是动画片，从《喜洋洋灰太狼》到《熊出没》，都是借电视版剧集的人气在大银幕，引得小朋友和家长们趋之若鹜。

　　可是，随着时间推荐，这些电影开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家长们越来越不满意，在他们看来，这些儿童电影和好莱坞的比起来，实在太幼稚了！

　　问题是，在好莱坞，基本没有儿童电影这一说。事实上，在任何电影环境成熟、分级制度完善、观众细分明确的地方，很少强化儿童电影的分类，只要级别允许，不只是动画片，大量歌舞片、喜剧片都可以供大人小孩一同观赏。而我们通常对这种每年出现在圣诞节的作品，称之为合家欢电影。

　　反过来看，“儿童电影”这个概念，就像“微电影”、“专题片”这些词一样，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专有名字，有浓浓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1981年成立的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就是一个典型的体制产物。儿童电影制片厂曾在八十年代拍出了《四个小伙伴》、《应声阿哥》、《我的九月》、《鸽子迷的奇遇》等一系列优秀的电影。当时这些电影几乎是在国家全额投资、不计盈亏的前提下拍摄的，究竟有多少市场消费力和影响力，还不好说，但制片厂一走向市场就蔫了。在大制片厂纷纷转型或破产，商业片概念渐渐成型的上世纪末，儿童电影制片厂也只剩厂标，在1999年左右成了一个名义上的空壳公司。

　　不难看出，提出这种概念的意图，在于把对电影的宣传功效、教化功能扩大化，甚至大于儿童电影作为电影的商品属性。这就导致了长期以来，中国的儿童电影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存在，甚至在文革时代，《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鸡毛信》里到处都是成熟的“小大人”，道德观念、阶级意识比大人还强烈。

　　儿童电影概念风行的地方，往往是电影审查比较苛刻的国家。这十多年来伊朗电影被世界认知，儿童电影占了很大比重。并且，伊朗电影审查制度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伊朗的儿童电影却不像中国那样因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介入而显得“人格分裂”。《苹果》、《天堂的颜色》、《黑板》、《小鞋子》、《白气球》、《谁能带我回家》、《万籁俱寂》等风靡世界的作品中，孩子们大都心灵纯净，在穷困中保持追逐梦想的冲动，就像一缕清风吹进这个总被纷争困扰的世界，不但代表了国民形象，某种意义上还定义了伊朗的国际形象。

　　包括马基德·马基迪(代表作《天堂的颜色》、《小鞋子》、《父亲》)、莎米拉·玛克玛尔巴夫(代表作《苹果》《黑板》)、贾法·帕纳西(代表作《白气球》、《谁能带我回家》)这些导演，也因为创作了大量情真意切、充满“正能量”的儿童电影，享誉三大电影节。

　　究其原因，伊朗儿童电影的爱与诚、美与真、善良和可爱，除了宗教信仰的熏陶让电影人对创作有一种虔诚的态度，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疯狂的市场需求，也没有疯狂的资本去孕育那些奇奇怪怪的烂片。

　　再看动漫大国日本，儿童电影也是脱胎于动画人物，早期以特摄片的形式出现并影响了全世界，比如《奥特曼》系列、《假面骑士》系列、《超级战队》系列、《金属英雄》系列、《哥斯拉》系列都代表这一类型的繁荣。此外，《机器猫》、《铁壁阿童木》、《火影忍者》、《浪客剑心》、《海贼王》、《名侦探柯南》、《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等动画系列名作，除了电视剧集，都有“剧场版”推向影院，犒劳粉丝。

　　最好的例子，是大名鼎鼎的宫崎骏。《龙猫》、《千与千寻》等名作，几乎是老少皆宜的佳作，各种可爱的萌物在栩栩如生的天空、大海、奇妙的幻想之地冒险，让孩子们看得津津有味，而其蕴藏的思想价值，美学表现力，对孩子们来说可能难以理解，却可以给予大人们机会为孩子讲解，引导他们形成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但无论如何，宫崎骏作品，从来不会自己给自己冠上“儿童电影”的名号。

　　所以，打着“儿童电影”的安全牌，营销儿童电影的概念，某种意义上是体制内思维的衍生物，是很多创作者为了确保“安全”，以儿童电影为名打造出来的保护伞，同时也掩盖自己在创作方面想象力和创意的缺失。不过，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速度已经快过所有人的想象，商业类型片将随着规则的建立越来越成熟，也许，类似《月升王国》、《怦然心动》这种成熟的儿童题材电影，真的会出现在中国也说不定。

本文转自：温州新闻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