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良子：从“真由美”到中日交流大使

　　腾讯娱乐讯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访日时，她曾出席。温家宝直接称呼她“真由美”，点名让她发言。她还即兴唱了一首《大海啊故乡》。

　　腾讯文化曼达琳发自日本东京

　　“啊！真由美！”听到惊呼，一个匆忙的身影停下了脚步，露出了36年前电影《追捕》中的那个灿烂笑容。她就是《追捕》的女主角——中野良子。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她有一个永恒的名字——“真由美”！

　　现年65岁的她依然风姿绰约。就算脸上出现皱纹，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也会透露出一股优雅。

　　“真由美”在中国很出名，但国人对她的印象，依旧停留在“一位经历传奇的女演员”上。其实，中野良子更像是中日交流的使者。她曾70次到访中国，为中日文化交流倾尽了半生的心血。目前，她是公益财团法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顾问。

　　采访中野良子的契机是2014年年底高仓健的去世。高仓健去世引发了怀念热潮，久未露面的中野良子也频频曝光。即使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她谈得更多的也是高仓健。这两个在中国人的情感中被牢牢拴在一起的人物，其实彼此也存在着微妙的疏离感。

　　中国改变了中野良子的一生。在与她畅聊三个小时后，腾讯作者所感叹的，并不是当年那部电影造就的万人追星奇迹，而是这场奇迹给她的命运带来的悲欢离合。

　　1979年的中国之行：“真由美”效应

　　时隔36年，中野良子回忆起当年因《追捕》与中国结下的缘分时，仍然感慨良多：“这段经历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在我从未踏入的邻国，竟然有几亿人看了这部电影。而作为一个日本人，我发现我竟然如此不了解中国。”这让她开始思考日本该如何发展，又该如何在时代巨变中存活。“我们该为这些变化做些准备了。”她说。

　　1976年，电影《追捕》在日本上映。两年后，《追捕》被引进中国，成为文革后登陆中国的第一部外国电影。那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年。

　　不久，中野良子通过电话，得知了《追捕》在中国走红的消息。她后来偶然看到日本NHK教育频道的电视节目，有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说，一位叫中野良子的女士在中国十分有人气。这让她感到惊讶——电视里那个和她穿同样衣服的女子，竟然是自己。

　　在看到电视节目的两个星期后，中野良子到了中国。抵达北京机场时，竟然有几百人敲锣打鼓地迎接她。她用中文对大家说：“我是中野良子。”这时，边上的主持人告诉她：“你该说，‘我是真由美’。”

　　“‘真由美？’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发音，那声音就如同钟声回响一般美妙。”

　　“我是真由美。”话声一落，四周欢呼声四起，而她还不知道那个词的意思。这是她的人生中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景。

　　初次访问中国的经历，让她认识了一个新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所有人都欢迎她。在去酒店的沿途，挂满了迎接她的旗帜。在饭店门口，几百人为她奏乐。在上海参加鲁迅公园的活动时，甚至有几万人簇拥着她。在中国的每一天，都有人呼喊：“真由美！你是真由美吗？真的是真由美吗？！”中野良子那时如同进入了一个特殊的世界，无论去哪儿，都能听见人们的欢呼。那欢呼如同革命成功后的呐喊，发自肺腑。

　　虽然在中国受到女皇般的追捧，但中野良子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有些吃不消。那时中国的政治气氛并不轻松，身边有中国人专门记录她的讲话上报。“我当时就想，战争真可怕，让人互相怀疑。只有消除了这些怀疑，才能一起工作。”

　　而面对上万人的热情，她曾担心会不会就这样死在这里，死在簇拥的人潮中。参加完鲁迅公园的活动以后，她一直呆在饭店，不想出去——她感到了惶恐。她当时住的饭店，所有房间只有一把锁，由一个人负责开关门。夜里，她一直听见开锁、关锁的声音。她的耳边回响着人们“真由美”的呐喊，无法入睡。第二天吃早饭时，她会莫名其妙地说出“真由美”这三个字。

　　中野良子开始想尽快回到日本。“我觉得，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直到现在，回忆起那段经历，我都觉得奇特。”

　　这些情节，她时隔多年以后才敢表达。作为一个演员，当时的她怕别人认为自己精神有问题，产生不必要的误会。

　　《追捕》在中国的反响为什么如此强烈？中野良子认为，电影的情节或许正好迎合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需要。而在日本，《追捕》却只停留在娱乐作品的范畴，有关《追捕》在中国走红的报道也很少。

　　到访中国之后，中野在人生道路上有了新的选择。“演员的工作只有在和平年代才能实现。如果无法实现和平，又何谈拍电影？”这让她思考，可以为和平做些什么。

　　作为一个星途尚好的女演员，中野良子开始逐渐淡出影坛，把事业重心投入到中日交流上。那时恰逢中日关系蜜月期，两国往来频繁，她也对中日友好交流事业有美好的期待。

　　在第一次访问中国以后，她不仅走遍了日本，也周游了世界，在世界各地演讲。这些活动为她带来了一个美好的称号——“和平大使”。“起初我并不知道这么个名号。或许这是中国媒体或政府赋予我的吧。”中野说。

　　坎坷的中日友好之路

　　在1979年第一次到中国之后，中野用三十多年时间，走过中国的大江南北，参观了中国各地的中日战争纪念馆。她第一次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在1986年的夏天。那时，她应日中友好协会邀请，作为“第二次大战战没者追悼献植访中团”成员来到那里。纪念馆的照片和影像，给她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让她下定决心：“作为一个日本人，要筑造和胶片中相反的未来。即使力量微薄，也不能让惨剧再次发生。”

　　中野良子倾听过许多经历过中日战争的老人的故事。她说，就算不问，也能从只言片语中体会到他们所经历的艰辛。

　　那一年是联合国的“国际和平年”，她带领来自中国的访日团体参观了日本各地。那次活动中，中国大使馆驻大阪总领事总领事用潇洒流畅的笔墨为她书写了祝福——“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从最初的踌躇到后来的游刃有余，她也挨过许许多多孤独的岁月，也曾在隐忍中步步前行。她说，许多活动都是她自费参加的。长期呆在中国，不仅要吃住，中途还不能演戏，她参加的一些活动因资金不足被迫中断过。而支撑她勇往直前的，就是那份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那个年代，因为中国人民的战争创伤，即使日本拥有很先进的技术，也很难把它们介绍到中国。比如中国修建京沪铁路时，徐州就无论如何都不接受日本的铁道技术。日本的商社为此十分困扰。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和理解，她受中方邀请，陪同日企，在徐州和当地民众一同种下了两千多棵白杨树。当时民众喜悦的表情，让她觉得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她说，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日本政府的允许，日本人也去不了中国。如今中日之间的畅通往来，也不过是近20年的事情。

　　她曾踏访中国深山的乡村。她说，只有去这样的地方，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了解民众的疾苦和他们的喜怒哀乐。她曾因纪念“国际和平年”，应邀参加在中国的纪录片电视剧制作，作为首批外国人来到了遥远的西双版纳。为了获得访问许可，她曾等待了几个月。但在西双版纳的时候，她病倒了。而面对困境，她一直顽强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当地的傣族居民也为她祈福。在回程30小时的巴士中，她觉得难以置信——为什么自己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中野说，国家不同，人们的表达方式也不同。人们总是以自己国家的想法，去理解别人的国家。只有互相学习，才有助于互相理解，消除误会。这也是她在秦皇岛建第一所太阳能小学“中野良子小学”的初衷。

　　“虽然学校成立以后，我很少有机会再去，但我想，当时那所学校的小朋友们应该都长大了，活跃在社会个个角落里吧。”她说。

　　在中国的经历苦乐参半，中野有许多难言的苦衷——那个时代，除了对中国感兴趣的日本政治家、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以外，日本媒体并不像现在这般热衷报道中日关系。那个时代的日中交流是在暗处进行的，直到近几年才浮出水面。

　　日中关系的工作，至今给她带来的都是一连串的惊讶。

　　“有个中国的评论家曾说过，日本如同动物园，而中国就是野生的动物世界。我觉得他形容得很形象。中国和日本就是如此的不同，两个国家的立场也十分不一样。搞中日关系时，就像行走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所以现在发生什么，我都不会觉得惊讶。”中野良子表示。

　　前些年，在中国驻日大使馆举办的中日交流活动中，经常能看到中野良子的身影。2010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日，中国大使馆在东京举行了一场日中文化人士的交流活动，身着和服的中野良子出席。温总理直接称呼她“真由美”，点名让她发言。她还即兴唱了一首《大海啊故乡》。在1998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访日时，中野良子也曾参加类似活动。胡锦涛一眼就认出了她。

　　然而，这几年中日关系遇冷，中野良子的身影许久没有出现在类似场合，直到高仓健去世。

　　“我希望中日之间能以不同角度，在各种年龄层之间，以各种形式互相学习。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下交流，比如吃饭聊天，反而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而在紧张的氛围下，常常只能得出相反的意见。”这也是中野良子多年来的经验。

　　中野良子现在除了去大学演讲，还担任日本奈良日韩文化友好交流活动的友好亲善大使，参加一些支援家乡的活动。她的家乡位于日本爱知县常滑市，是一个以陶器闻名的城市，一直在和中国无锡、宜兴进行陶器文化交流。除此以外，她还在NHK文化的京都教室做讲师，朗读宫泽贤治等作家的文学名作。

　　追忆高仓健

　　因为《追捕》，中野良子和高仓健结下了一段深刻的“战友情”。“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从他身上感受到一种类似光的东西。我们都站定不动，仿佛坠入了一种异度空间。”她回忆。

　　“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这种感觉也并未消失。明明两人距离很远，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那是在日本一家饭店的大堂，两人偶然相逢，简单地微笑问候。中野良子没想到，这竟然是他们的最后一面。斯人已逝，她最想对高仓健表达的，除了对那段“战友情”的感谢，还有对彼此之间默默扶持的感激。

　　中野良子说，中国观众对《追捕》中真由美救杜丘的场景印象最为深刻，总会问她：“为什么你会去救他？”对这个问题，电影中的台词给出了答案：“因为我喜欢你。”当时拍摄非常艰难，树多，路难走，灯光照在马上，马也很难控制。虽然之前她多次练习骑马，还是难免紧张，高仓健就默默地辅助她。那个镜头在两人的彼此配合下，一次就拍摄成功了。

　　拍摄电影的时候，两人经常一起吃饭聊天，但此后私下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中野良子一次去拜访一位朋友，后者刚好也是高仓健的朋友，那天高仓健也来了。她很好奇私下的高仓健是什么样子，就在朋友的怂恿下扮成了他的夫人，系上围裙，戴上头巾，迎接高仓健。那天高仓健戴了一顶棒球帽，一进门就语气轻松地和朋友问好，还聊了很多。原来私下的高仓健很健谈，并不是电视里沉默寡言的样子。

　　在中野良子即将结婚的时候，高仓健竟然在一天早晨7点前请人送来了300支玫瑰花。这是第一时间送来的祝福。

　　在中野良子眼里，高仓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场。支撑这种气场的，是他独特的精神世界。“我还想和他拍一部片子，以中日美三国为背景，演绎一段杜丘和真由美故事的后续。”而这只能成为遗憾了。

　　高仓健逝世后在中国引发了巨大的怀念思潮，这让中野良子再次感叹，三十多年前一部电影的奇迹，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虽然他们都在《追捕》走红之后有意识地向中国发展，但结局却大不相同：高仓健十几年后才去中国，那时的中国早已不再是所有人都穿同样的衣服、骑同样的自行车、留同样的发型的国度。而中野去中国的1979年，限制还很多。日本对中日关系没太大兴趣，媒体也不会报道。那时她的工作重心又偏离了演员领域，名气也就随之减小了。

　　然而，2005年，高仓健和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合作的电影《千里走单骑》，缔造了高仓健事业的又一高峰，高仓健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颇为可观，这些都是中野良子所不及的。

　　对于这次腾讯的采访，中野良子非常认真。下午两点的采访，她一点就已经提前到达采访地点，四处巡视。这是她多年的习惯，就像拍电影前要去考虑拍摄场景一样。

　　她把许多关于她的新闻稿件妥善保存在文件夹里，带到了采访现场。看着那些泛黄的纸页，她的一生也跃然纸上。

　　而当她再次唱起那首她最爱的中文歌曲《大海啊,我的故乡》时，依旧会泪光闪烁。仿佛时光又把她拉回到了从前，拉回到爱她的中国朋友们身边。

本文转自：温州新闻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