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温州“富二代”：投笔从戎 书写青春之歌

　　温州网讯 3月3日，乐清北白象，95岁的抗战老兵林品濂去世了。他的儿女亲家、同为抗战老兵的黄宝琳手书对联送给他：“满腔热血垂青史，一片丹心扬宇宙”。

　　近日，在乐清黄华街道南山前村，记者见到了心情稍稍平复下来的黄宝琳老人。采访中，他不时念叨着，叹息着：“品濂，最终还是你先走。”

　　林品濂、黄宝琳，当年都出生于乐清的富裕人家，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富二代”，抗战时期，两人都投笔从戎，书写了壮烈的“青春之歌”。

　　在温州，投身抗日的“富二代”，还有姚康民等人。有人说，“富二代”在那一代人的身上应该重新被定义，他们代表了“觉醒”、“责任”和“顽强”。

　　壹

　　1939年，他们奔赴抗日战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温州因孤处一隅，非兵家必争之地，因而成为东南沿海地带罕有的偏安城市。然而，从1938年开始，日机对温州进行轰炸、扫射、投燃烧弹，日舰在瓯江口、鳌江口等处向沿江进行炮击，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39年，三位“富二代”——姚康民、林品濂和黄宝琳怀着满腔报国激情，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这是当年的全家福，也是唯一的一张了。”在乐清虹桥姚康民先生的家中，他抖抖颤颤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照片有些发黄，边沿还泛着绿。

　　相片里，姚康民的父母端坐在中间。右边一位少年着一袭白袍，神情稚嫩却坚毅，他就是姚康民。这张全家福是76年前，姚康民离家从军前一晚，父亲召集全家人拍的。它曾被姚康民揣在胸口口袋里，在无数个抗日战场上，见证过鲜血横飞。

　　今年94岁的姚康民患有老年痴呆症。每见我开口问，他总会先说：“我们要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去。”然后，才慢慢费劲回答问题。他的女儿姚素英说：“他记得的，都是关于战争的事。”

　　姚康民1922年出生在虹桥一个商贾名家。姚家的“姚春和”商号涉足布匹、典当等多个行业，生意遍及温州、上海及福建等地。姚康民是名副其实的“富家子弟”。

　　1939年，高中尚未毕业的姚康民立志从军抗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以家国兴亡为念的父亲手书王昌龄名句以示勉励。临行前，父亲给了他70块大洋(当时能买一间平房)，母亲又塞给他10块大洋。“既然你要去，就好好干。”父亲含泪挥别儿子。走了十几米回头，姚康民发现母亲追出门外……

　　同年，在温州中学就读的林品濂经常随家人躲到白石的一个世交家中避难。激烈的战火摧毁了林品濂原本安逸、富足的生活，也点燃了他上战场杀敌的信念。“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与之抗争。”在家人的支持下，林品濂报考黄埔军校，成为第17期学员。

　　同年，年仅17岁的黄宝琳在温州中学念初中毕业班。他瞒着家人报考陕西抗日军政大学并被录取后，办理了休学手续。

　　黄家是远近闻名的富裕人家。父亲一直希望黄宝琳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将来留在自己身边。因此，他根本无法接受儿子突然要休学上战场的决定。

　　那一夜，父子俩进行了一番深谈。如今，隔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黄宝琳已经忘了当时具体的内容，只是模糊记得，双方各执一词。父亲说得最多的是“你要为家里考虑”“你母亲放不下你”之类的话，而自己说的是“匹夫有责”“家国情怀”。最终，父亲扔下一句话：“你要出门读书，可以。但是，只能去宁波水产学校。”那晚，祖父蹲在门外的石阶上，父亲回屋紧紧关上了门，母亲倚在窗边泪流满面。

　　这一切，没能改变黄宝琳抗日杀敌的信念。次日，他拎着皮箱毅然启程了。

　　“哪里顾得上那么多，国都保不住了，家迟早也要灭亡。”94岁的黄宝琳言谈间，仍有当年的那份激昂：“那年，日本兵舰趁涨潮时，沿瓯江而上用炮轰击两岸居民，以我家为目标就打了三发炮弹。当我捡到那些弹片时，脑子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打日本鬼子。”

　　贰

　　在激烈的战场上，他们直面生死

　　三位“富二代”离家参军，经历了人生的诸多第一次：“第一次”饥不果腹，“第一次”磨破脚皮，第一次扛重物……

　　黄宝琳离家后一路北上，阴差阳错地成为黄埔军校第16期学生，1941年毕业时，被分配到军政部第九补充兵训练处，做起了后勤保卫工作。

　　1944年5月，在远征军发起对侵占怒江、腾冲等地日军的全面反攻时，黄宝琳所在部队接到运输一批从印度空运来的重迫击炮炮弹的任务。

　　“那时滇缅公路遭日军飞机轰炸，途中多山路，汽车运输速度太慢，而且目标太大，所以我们采取抄捷径人力运输的方式。”黄老说：每人背一颗50公斤的炮弹，山路崎岖不平，经常会迷路，还要避开敌军巡逻机。“整整八天，我们就这样走走躲躲，一心想把炮弹送过去，不知道什么叫累。”

　　可怕的是，疟疾等传染病在军中传播。短短半年，1/4的士兵病死了。最终，黄宝琳也染上了热病，幸亏被及时送往重庆医治才幸免于难。

　　在《平生履历回忆录》里，黄宝琳这样写道：“生而为人难，身处乱世更难。投笔从戎，十死九生。”

　　林品濂的烽火岁月，在他88岁老伴陈明棣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慢慢铺陈开来。

　　“军校的训练，怎一个苦字了得哦。”陈明棣说，林老生前常提起那段日子：每天天蒙蒙亮，一声哨响，所有人必须在一分钟内集合，迟到者要被藤条鞭打。冬天，牙刷含在嘴里滑滑的，毛巾擦在脸上就像刀割一般，学员们经常彻夜进行野外训练。

　　“他总说，为了打日本鬼子，这点苦算什么。”陈明棣说，从军校毕业后，林品濂被分配到第九战区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先后任少尉排长、上尉连副，参加过石牌保卫战、常德会战、湘西会战等几大战役。

　　1945年，日军为巩固粤汉和湘桂两条铁路的运输畅通，调集八万兵力发起战役。当时林品濂任第十一师三十二团一连连长，在阵前指挥作战。一日在激战中，林品濂忽觉右眼像被雾水沾上了一样，模糊不清，用手一摸，才发现是血。

　　陈明棣说，丈夫眼骨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他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经常会疼。

　　在《我的抗日经历》中，林品濂写了这么一段话：“在战斗中全神贯注，肚子也不知道饿，睡觉也不用睡，只有在枪声停止的时候，才稍微打个盹，但马上就会惊醒。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要继续战斗。”

　　姚康民从军后，成为第105医疗队的一名军医。作为一名白衣战士，姚康民曾见到双腿被炸得血肉模糊，却紧握拳头发不出声音的伤员；曾听到眼珠都被日军挖出来，却嘶吼着要继续上战场的声音；曾闻到无数个肉体因抢救无效，在手术台上变成尸体的气味……“真的是太惨了！”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为日本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经历。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日本向中、美、英、苏等盟国签字投降。1个月后，姚康民受命到东京、广岛、长崎为日本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有人问我，明明是冲着抗日去的，怎么还救起了日本人。”姚康民谈到那时候给日本人看病的感受：“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有病人就要医。很多人都是无辜的，不分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叁 看望他们，就是看望那个年代的精神

　　“我是抗战老兵，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毕业学生，现年95岁……我长达十年的拘留实在是一件大大的冤假错案，只求上级领导给予我一个清白的名誉，以免我日夜戚戚于怀……”

　　——“这是他去世前两天给有关部门写的信，谁料信还没来得及寄出去，人已经走了。”陈明棣拿着林品濂的亲笔信件说，这是他生前唯一的心愿。

　　1945年抗战结束，林品濂升任中校副营长，因拒绝参加内战而解甲归田。解放后，他被错判为“伪军官地主”，遭批斗。文革期间，他又因一封来自台湾的信，被当成台湾间谍判入狱十年。

　　而黄宝琳在解放后，因成分问题被列为“反革命”“地主家属”，老房子被没收了，只分得一个偏屋居住。

　　为了生计，从未下过田的黄宝琳开始摸索着种田。上世纪50年代，政府推广密植连作稻，村里的人都不敢尝试。“我是第一个去种的。”黄宝琳说，为了避免风险，他先插了一亩半田试验产量高低。村民们纷纷冷嘲热讽：“从没种过田的地主儿，种这种兔毛样的密植稻，必定颗粒无收。”

　　哪料到，收成时节到了，他那一亩半田里就有1100斤的产量，之前准备看笑话的村民目瞪口呆。但丰收的消息很快引得债主上门，粮食又被瓜分光了。黄宝琳只得另谋生路。

　　“他那双手啊，什么活都干过。”妻子陈素文心疼地说。

　　黄宝琳和林品濂结识于战场，两人是同乡也是挚友。解放后，因为过往的背景，两人的儿女都难以婚嫁。于是，林品濂将二女儿许配给黄宝琳的儿子为妻，战友成为了亲家。

　　当问及经历过这些有什么感受时，黄老笑着说：“都过去了……”

　　1947年，当经历了8年战争的姚康民回到老家时，母亲因思子心切已生病去世。姚素英说，她常常看见父亲坐在祖母坟前，静静坐上半天。

　　姚康民凭借精湛的医术在家乡办起了康民医院。那时，正是国共内战时期，无论是虹桥国民党联防队的伤员，还是山上共产党游击队的伤员，他都尽力医治。解放后，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姚家的房屋财产被没收。姚康民也被判刑入狱，直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

　　由于历史的原因，抗战老兵普遍遭受过不公平待遇，但是近年来，社会各界纷纷聚焦抗战老兵，向他们伸出关爱之手。半个月前，在乐清北大街崇贞巷三号举行的《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抗战老兵摄影展》尚未落幕，“捐助抗战老兵慈善拍卖会”又掀起热潮。中国狮子联会萧台服务队还将关爱抗战老兵列为长期项目，定期为抗战老兵提供免费医疗救助及生活资助等。黄宝琳的儿媳妇林常和说：“我爸爸常念叨，在晚年，大家的关心和尊重让他倍感温暖。”

　　而一位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则认为：不要以为是我们在“关爱老兵”，其实是他们在“关爱我们”。他们的每一个故事都带给我们心灵的洗涤。每一次的看望都是向他们致敬，每一次的看望，都是我们“再一次被关爱”，被激励。我们看望他们，是看望那个年代的精神，这恰恰是我们所缺失的……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