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抗战烈士为国捐躯尸骨未还 子女坚持寻找遗体

　　温州网讯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70年前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无数中华儿女用生命、用热血抒写了感天动地的壮丽诗篇。今天，就让我们走近这些英雄的家人，倾听他们先辈的抗战故事，仰望这些不屈而高贵的灵魂。

　　今年清明，朱炎晖烈士的次子朱国基带领一家七口，前往瑞安林岙为父亲扫墓。然而，这个墓，只是一个衣冠冢。当年，朱炎晖为国捐躯后，身体再次受到日寇侵害，至今不知所终，这让英雄的死变得更为沉重。

　　“每年清明，我都觉得很悲惨。我父亲(的遗体)到现在都还杳无音信，尸骨未还。”朱炎晖女儿朱爱娟的一番话，道出了深埋在这个家族几代人心里的隐痛。为了给亲人安魂，他们念念不忘，他们东奔西走，他们寻寻觅觅……这份永不言弃的执着，比沉默更勇敢，比痛哭更有尊严。

　　朱爱月(朱炎晖大女儿)：

　　“离别时，父亲默默不发一语，只用满怀深情的目光，良久良久望着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个。”

　　朱炎晖育有四个子女。朱爱月是家中长女。父亲去世时，她刚满16周岁，正读初中。

　　时间飞逝，眼下她已是90多岁的老人，很多刚发生的事可能会忘掉，但对父亲的记忆却愈加清晰。

　　朱爱月印象中的父亲沉默寡言，作风正派。“我父亲和母亲相处和睦。当时，在国民党部队里当团长、旅长的，讨一两个小老婆是家常便饭。母亲不在部队时，有人劝父亲娶个漂亮的姨太太，身边有个家属照料，父亲坚决不肯。”

　　1938年，日寇飞机对武汉狂轰滥炸，形势极为紧张。“父亲奉命带病进驻金牛地区，是抱着牺牲的心态去的，所以决定派人送全家回老家瑞安。离别时，父亲默默不发一语，只用满怀深情的目光，良久良久望着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个。这一别，竟成永诀。”

　　同年11月上旬的一个早晨，瑞安家中收到来自武汉的电报：朱炎晖3日阵亡。

　　“母亲哀痛欲绝，哭着对来吊唁的亲友们说：‘他活了三十八年(温州习俗以虚龄计岁)，没过一天享福和安宁的日子；他撇下这副重担(指子女)，就是磨破了我的双肩，也要承担起来。’

　　后来国民政府发给两千元抚恤金。母亲省吃俭用，还不时把钱寄给停放我父亲遗体的湖北省石首县一寺院的褚如宾法师，嘱他好生看护棺木，盼着战乱停止后，有朝一日，把父亲运回家乡安葬。哪知残暴的日寇占领武汉后，竟开棺鞭尸。为此，母亲精神上又受一次极大打击。

　　我母亲心地善良，体格硬朗，但经不起如此折腾，后又因操劳过度，只活到五十多岁，便离世了。这笔账也要算在日寇身上！”

　　朱爱娟(朱炎晖二女)：

　　“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放弃寻找父亲的事情。”

　　朱爱娟目前住在上海。这位85岁的老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她最近正忙着寻找一本由全国台联会长汪毅夫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书，老人说，她主要是想看看汪毅夫是怎么写父亲参与过的武汉保卫战的，“希望写得稍微具体点，说不定里面能找到一些关于我父亲的信息。”

　　朱爱娟失去父亲的时候，不满八岁。和父亲相处的不多时间，让她此后回味了近80年。

　　“父亲对我们四个子女的教育很严格。有时候我们正在嬉闹，听到父亲回家了，就赶紧在面前放本书，装作认真读书的样子，父亲进门就会对我们点头慈爱地微笑，然后摸摸我们的头，和我们说说话。在每封家信中，他都嘱咐母亲要注意教育子女认真读书，不要荒芜课业，坐享其成，要我们做个有志向有用的人。”父亲去世后，朱爱娟和母亲睡在一起，母亲每晚都为父亲哭泣……每当她回忆起这一幕，对父亲的思念就更为深重。

　　这些年，朱爱娟一直在寻找着父亲的遗体，她说唯有如此才能心安。

　　她和家人去过石首寻找，未果。近年，她的儿子定居美国，她去美国探亲时，心里也时刻绷着这根弦。2011年，她在美国翻看一家侨报时，读到一篇名为《国殇》的文章，这篇文章讲到了武汉保卫战，作者是曾在保卫战中任战地记者的马树礼写的。

　　“我想作为记者的马树礼应该对我父亲的事有更多了解，但是他居住在台湾，正在我多方联系他时，他却去世了。我已经80多了，还能有多少时间？但是只要我活着，就不会放弃寻找父亲的事情，这是做子女的责任。”

　　朱国基(朱炎晖次子)：

　　“经多方努力，1990年，父亲在瑞安的衣冠冢得到重修。台湾的哥哥为此事专程回来多次。”

　　林岙的朱炎晖烈士墓，由瑞安市政府拨款建于1990年。虽是个衣冠冢，也给了这个家族不少安慰，让哀思有个可以寄放之地。

　　而这个烈士墓得以修建，不仅凝聚了朱炎晖众子女的心力，也得益于众多敬慕英雄者的帮助。

　　因为公开资料对朱炎晖的记载不多，所以尽管他是为国牺牲，四个子女还是奔波了20多年才为父亲拿到烈士证——

　　上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的朱国基向政府提出追认朱炎晖为烈士的要求，为此，他找到父亲以前的长官——著名抗日爱国将领蔡廷锴。蔡廷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对此事很关心，先后两次写信证明朱炎晖的事迹。这两封信一直保存在江心屿革命烈士纪念馆等处。

　　到80年代，朱爱娟在父亲的一位香港战友帮助下，联系到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原会长宋瑞珂，在他的帮助下取得了中国历史档案馆记载的朱炎晖史料，加上蔡廷锴的证明书信，再一次提出了追认烈士的申请。

　　终于在1987年，朱炎晖被上海市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并颁发了烈士证。随后，朱氏兄妹找到时任瑞安市民政局优抚科科长的乐加楠，请他帮助向政府申请建烈士墓。

　　也是在1987年，乐加楠开始研究朱炎晖。他去了南京、北京的历史档案馆搜集相关资料，“在研究朱炎晖的过程中，我一次次被他的事迹感动。朱炎晖这个人打起日寇不要命，他作战勇敢，足智多谋，绰号‘猛虎’，多次受蔡廷锴、戴戟等将帅嘉奖。对他的牺牲，蔡延锴非常痛惜。”

　　80年代末，乐加楠把朱炎晖详实的资料汇报给瑞安市委市政府，修建烈士墓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复。

　　修墓过程中，朱炎晖的四个子女，包括在台湾的长子朱国钧多次回瑞安，商议相关事宜。烈士墓落成后，为表谢意，他们特送乐加楠一块匾：人民公仆。

　　朱坚红(朱炎晖孙女)：

　　“我和弟弟正在商量，要继续父辈找到父亲的心愿，抽空再去石首寻找亲人遗体。”

　　往事如烟，往事又不如烟。

　　朱坚红和弟弟朱坚勤，分别生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这已是和平年代。

　　然而，他们自幼知道这和平来之不易。他们的成长过程，和父亲朱国基、伯伯姑姑们为爷爷争取烈士名誉的过程相重叠，这让他们不会遗忘，在中华民族最危险、最艰难的时刻，有像爷爷这样的人，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为民族生存、国家独立抗争过、奋斗过。

　　朱炎晖在瑞安林岙的衣冠冢建成后，朱坚红和弟弟每年清明都会被父母带到这里扫墓祭奠。1993年和1999年，他们的孩子也分别诞生，于是，之后再来拜祭的行列里，又有了新的生命。

　　多年到林岙扫墓，朱家和林岙的不少村民相识，和村民白希旺一家还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出于对朱炎晖烈士的敬意，白希旺一家经常帮忙护理烈士墓和墓前的烈士纪念碑。因为烈士墓安放在一处山岗，每年清明，得知朱炎晖家人要来扫墓，白希旺和家人会把通往墓地的山路清理出来。

　　来自他人的敬意，让朱家的后辈们感动，也让他们更为怀念这位家族中的英烈。

　　“六七岁时，外公给我一本《黄埔军校名册》，我在里面找到了太公的名字，当时好激动，很自豪！”朱坚红的女儿金昭颖今年已经22岁，即将大学毕业。从幼小时被抱着来林岙扫墓，到如今搀扶着外公来扫墓，时间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也留下了印记。

　　在90后中，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不算多，金昭颖却是难得的“一个”。“太公给了我们一个相当辉煌的过去，无论是血统上，还是文化上。平时我会经常查找抗日战争这方面的历史资料，也看了不少和太公有关的小说。”从林岙扫墓回来的路上，昭颖说，自己从不对同学朋友讲起太公，她觉得“给别人说就不纯粹了” 。“我想过报考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希望能理清太公参与的那段历史的脉络，以后写一些正式的东西纪念他。”

　　一旁，她身边的母亲和舅舅正在商量，要继续父辈找到父亲的心愿，抽空再去趟石首寻找亲人的遗体。这次，他们打算从当地寺庙入手寻找线索。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