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十姐妹

来源:作者: 2015-05-12 11: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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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正兰

  1958年,公社化运动轰轰烈烈,人们的生产热情十分高涨。在东沙,有一支由l0名妇女组织起来的生产班,这就是农业生产“红旗十姐妹”。

  “红旗十姐妹”的形成,有她的社会背景。当时,妇女翻身,社会地位高了。在合作化生产中,妇女的劳动干劲很高,干起活来,都有一股欲与男人试比高的劲头,事事都想冲在前头。东沙大队第五生产队以吕厝自然村为中心,队长是吕昆。不知怎么搞的,他所指挥的生产队,年年减产,一直来受到批评,大家都讥笑他们生产队是“番薯藤像头绳,番薯块像红枣”。公社(当时为生产大队)的郭莉莉同志想对这个生产队“动动手术”。正巧,东沙的一群妇女自告奋勇,要求接管这个生产队。经过政治审查,挑选出l0名妇女(其中大部分已成家)组织一个生产班,这就是“红旗十姐妹”,我任生产队长。同时,我们十姐妹还是汪月霞任排长的女民兵排的一个班。

  十姐妹内部还是有分工的,夏香、杨巧云、许胭脂、郭美凤、施阿霞五个人从事农业生产;我、曾爱香、刘罗、王岁凤、陈昆琴五个人参加渔业生产。渔业生产是有季节性的,如钓螃蟹、捕墨鱼、捞海蜇、钓石斑鱼等。如果没有渔业生产任务,那么,我们五个人就参加农业生产。因而又叫做农业生产十姐妹,渔业生产只是副业性的。

  还是先说渔业吧。

  我们五个女人分在五条船上,每条船只有三个人。划头桨的人要有一定的生产经验,捕墨鱼、钓螃蟹都能来一手;操尾桨的是舵手,把握方向、稳住船身都是他的事;划中桨的是船前进的动力手,主要是使劲。我们女人既没有生产经验也不会掌舵,只有划中桨的差使等着。

  那几年,墨鱼一直旺发,每到春夏之交的时令,虎头屿、竹屿一带聚集了一群群来产卵的墨鱼,有时一网(洞头人叫“拖”)拖下来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不到半天功夫,小舢舨的整个中舱都堆满了墨鱼,人只好站在墨鱼中划桨。把墨鱼运到家里,两腿一拔出来,小腿上吸满了墨鱼,被它们咬得红肿。l960年从开春到端午节,三水的墨鱼一直很旺,我们和男人一样坚持着,没日没夜地捕捉。

  渔业生产中,最吃力的要数捞海蜇。农历七八月,海面上漂流着一只只海蜇,就像盛开着的一朵朵水莲。清晨四点多钟,我们带上做好的饭,就出发了。太阳刚出海,海面上还呈黛灰色,就有海蜇浮在水面上。捞海蜇靠的全是力气,看见哪里有海蜇冒出水面就拼命追过去,有时追了老半天,碰到的是狡猾的“沉路蜇”,还没等你把捞具伸出,它又“倏”地沉入水里不见了。我们自嘲为“抓无蜇,欠桨债”。收获大的时候往往让小船载不动,船后还拖上鼓囊囊的一袋。记得有一次,满载而归时正好起风,船只随时都有沉下去的可能,然而我们又不忍心扔掉辛辛苦苦捕来的海蜇。操尾桨的张孚宽大叫:“别怕,船沉下去,你把桨夹在腋下!”说不怕是假的,他自己也在一阵阵发抖。事后,夏香风趣地说:“怕什么?男人死不掉,我们也不会死!”

  最有趣的是钓螃蟹。你只要把钓绳撒下去,放好钓饵,就可以只管谈天、打趣。半个时辰光景,再把钓绳拉上来。别看那些螃蟹披盔带甲、张牙舞爪,其实是个怕死的胆小鬼,只要把它一拉出水面,它就紧紧咬住钓饵不放,生怕自己摔下来:男人们很聪明,拿来米筛,轻轻往螃蟹一碰,那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螃蟹以为着了地,就乖乖地掉进船舱。女人不知道这道理,用手去抓,往往被那蟹狠命一咬,痛得大叫起来。现在还有人把突然惊叫形容成“被蟹咬着”,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钓石斑鱼最轻松,不用老是划船。人站在船上,两手不停地摆动,好让石斑鱼误以为鱼饵是活的,等它上了当,把钓咬得紧紧的时候,突然一拉,就上来了。记得第一次钓石斑鱼,让我钓着了一条五斤重的,高兴得连人带鱼摔倒在船舱里……

  渔业生产,我们像个男人,没日没夜。然而,农业生产,才是我们十姐妹最值得骄傲的!

  从吕昆手里把烂摊子接过来后,我们也很担心,生怕一时达不到产量,走他的后路,被人笑。然而,在那个处处抓典型、树标兵的时代,我们十姐妹出身好,思想先进,谁也不甘落后。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吃公饭,打公鼓,公鼓打破大众补”。我们不想这样做,就勇敢地挑起了这副担子。

  第一年,累死累活,产量有所回升,但还不能令人满意。

  “这样下去不行!”10个姐妹聚在一起商讨增产的办法。

  “搞试验,用科学方法种地!”

  “什么科学?怎么试验?”

  读过几年书的刘罗,平时田间休息,都是她读报纸组织大家学习的,她斯斯文文地说:“报纸上说,乐清虹桥的‘红皮白心’品种不错,产量很高,我们可以引进。”

  “增产的关键是防止病虫害。”

  “我们还可以扩大田头田尾的种植范围!”

  “积肥也挺重要的。”

  大家七嘴八舌,最后形成一致意见:搞科学试验,改变传统做法,采用小垄密植!小垄密植,是大胆的尝试,很多人反对:垄子小了,太阳一晒,病虫害蔓延得更快!

  许胭脂说:“大家认为不行,我们偏要试试看,还要弄出样来!”

  就这样,十姐妹齐心协力干开了。

  首先,锄掉地头地尾的草,捡掉碎石子,增加种植面积,仅靠原来的五亩多地是赚不来吃的。藤苗成活后,要及时施肥,肥料不够,我们采用油菜饼做肥料,又把锄下来的草烧成灰,这是农业生产中常见的,叫“铲草坯”、“熏土膏”,这种肥料能改良土壤结构,增加土地肥质。另外我们还排成队,背着篓筐到三垅岭一带拾牛粪。俗话说:“没肥没粪,番薯倒着困”,番薯困着,就长不大了。为了不让番薯困,我们想尽办法解决肥料问题。

  接着是除虫。入夏,太阳炎热,正是番薯“臭香虫”最活跃的时候,它们往往钻到地下,钻进块根内部把块根蛀空。我们的办法是,把番薯切成片,隔几米放一块。每天晚上,那些小虫就会从地里钻出来,吃地面的薯片。清晨,太阳还没有出山,我们赶到地里,一只一只把这些臭虫装到瓶里,然后交到生产大队登记统计,最多的一天,每人可捉到几百只。这种做法很像电影里说的:“把敌人引出城再歼灭他们”,挺灵验的。

  这一年,我们获得了丰收。部队特地腾出一间营房,给我们堆放番薯。看着一堆像山一样的丰收成果,十姐妹心里乐开了花。当时虽是实行五业统一核算,但根据规定,超产部分由个人分红。当我们一担一担往家里挑番薯时,别人虽然有些I红,但嘴上还是不停地夸我们:“毕竟是红旗十姐妹!”

  第三年,我们获得了特大丰收,亩产2600斤,创历史最高水平!消息震惊了洞头,洞头工委在十姐妹班召开现场会议,参观的人很多,当场验收,大家目瞪口呆。

  “啧啧!这番薯是怎么种的?”

  我们被请去在洞头各地做报告,介绍科学种田的经验:接着又受到温州市政府的嘉奖,评为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奖状、脸盆等奖品一个人抱不过来。记得在温州的梧埏介绍经验,我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讲温州话,洞头工委派出妇联的陈余彩同志做翻译,那架式,有点像联合国会议。

  这里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我们的亩产是按照原来的土地亩数计算的,田头地尾拓宽出来的不计在内,不然,哪有亩产2600斤的数字!二是后来,我们也曾到过绍兴、杭州一带参观学习,又开展了学南堡的活动,实行多样化种植,除了种番薯、小麦、大豆外,还种水稻,搞棉花种植试验,但都以失败告终。

  1964年,由于形势需要,十姐妹班被解散。从成立到解散,十姐妹经历了6年的艰苦创业,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也给人生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作者曾为“红旗十姐妹’’生产队长)

本文转自:温州网

N编辑: 诸葛之伊|责任编辑: 黄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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