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义不同价”有扩大身份歧视之嫌

　　近日，在外打工的河南青年王超杰遇工友落水，他和一位东北青年先后下水救人。救了工友之后，他们却双双遇难。在对两人进行赔偿时，东北青年是城市户口，施工方赔偿他40多万元，而王超杰是农村户口，只能赔偿19万元。同是救人遇难，赔偿竟然相差21万元！

　　此事经报道后引发社会关注，“同命不同价”问题再度凸显。前天，施工方一负责人找到王父协商，称赔偿不再涉及户口差异。他们经过协商达成协议，施工方支付30万元补偿款，带王超杰出来的包工头支付20万元。

　　尽管王超杰家人最后得到与城市青年家属相同的赔偿，但人们对“同命不同价”和户籍制度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停息。

　　所谓的“同命不同价”，主要是指在一些造成多人意外伤害事故中，对受害人的赔偿，因其身份，地位，地域等社会属性不同而导致赔偿的不同。

　　这样的不同赔偿尽管有法律依据，但还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农村身份歧视”。每个人的生命都要经过十月怀胎，虽然成长环境不同，但成长的生理过程却大同小异，为什么出生和成长于农村的“命”却要“贱”些？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源于把生命价值等同于死亡赔偿金，从而有“人人生而平等，理应同命同价”的呼吁。而现行的死亡赔偿立法所采取的是“继承损失说”，即赔偿的是近亲属对赔偿受害人收入损失的预期利益。因为每个人获取收入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赔偿的数额当然也就应该有所区别。

　　可是对受害人收入损失的预期，以他们生活地区统一估算就合理准确吗？我们知道，许多大款和大腕都出生于农村，假如他们在成为大款或大腕之前就出了生命事故，那么就没有后来的成功故事。王宝强在出名之前也是农村青年，一天最多挣50块钱，经常吃了上顿不知下顿，但他现在出场费据说是50万元以上，广告费是500万元以上——你能说以一个人出事时的身份预估利益损失不是大错特错吗？

　　按照发生事故当时的身份来预估利益损失，我们不但要看受伤遇难者所生活的地区，还要看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人。如果再精打细算，则还要看遭遇事故者的职业、职位及其身家等等，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其家属预期利益。那么在空难中，就要根据不同的国家、地区、职业等等给予不同的赔偿。这样的区别赔偿，恐怕需要庞大的数学运算。

　　而今年的复兴航空公司空难赔偿却不是如此“预估”的——当时的复兴航空公司代表刘忠继明确表示，他们决定对两岸乘客所有赔偿没有任何差别，“同机同赔”。

　　这次农村青年王超杰遇到的“同命不同价”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除了户籍制度造成城乡不平等再度扎眼之外，更因为这不是一个寻常的事故，而是一次见义勇为导致的事故。当一个人为了营救他人生命而失去自己的生命时，却因为自己的农村身份而少获21万元的赔偿，这不仅是“同命不同价”问题，还有“同义不同价”的身份歧视！

　　尽管任何国家都会有贫富不均问题，但这样的不平等并非都是个人能力造成的，更多是因为区域发展失衡导致的，从道义上说，国家应该减少而非扩大区域和城乡失衡。现在这种连“同义”都得不到“同价”，只能证明我们在某些方面有扩大等级鸿沟和身份歧视之嫌。

本文转自：温州新闻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