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清“富二代”从军抗日 太平洋战场抢救美军伤员

　　温州网讯 他出身商贾名家、书香门第，在那样的年代，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富二代”。但18岁那年，高中尚未毕业的他就立志要从军抗日。

　　参军后，他成了一名军医，跟随部队参加了昆仑关战地救护、长沙会战战地救护，还远赴印缅战场、太平洋战场抢救英美盟军伤病员。

　　他说，“比起那些牺牲的抗日将士，我是幸运的。”

　　如今，他与家人住在乐清虹桥镇西街上，家里的墙上挂着当年他临行前拍的全家福。由于年事已高，他的言语表达已不太利索，所幸，他的邻居金安南早已将他的故事记下。

　　“富二代”立志从军抗日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临行前父亲对我的勉励”

　　我出身在一个商贾名家、书香门第，我的父亲姚涤尘曾受聘出任虹桥鼎和酱园(现虹桥酿造厂前身)账房先生，我的母亲周思源为乐清文化名人周介庵之女，曾任虹桥女校教导主任，我的家“姚春和”商号涉足布匹、典当等多个行业，生意遍及温州、上海及福建等地。

　　然而，我对于继承家业并没有太大兴趣。1939年，高中尚未毕业，我就选择了从军抗日。对于我的这个决定，家里人虽然担心，但也都表示支持，父亲更是写下王昌龄名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来勉励我。临行之前，父母带着我们一家人，包括我的未婚妻吴美珠，一起来到虹桥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

　　原本我是要赶到外地投军的，父母也给了我80块大洋路费，但恰巧抗日名将郑洞国所部——第五军荣誉第一师的军车从湖南衡阳来到温州调运药品，该部军医主任是乐清人黄岩水，我和朋友蔡杰一起坐着他们的车到了第五军荣誉第一师。

　　考虑到我有些文化水平，部队安排我去学习战地医疗救护，后来我又进入了中国红十字会军医速成班集训，集训半年后，我正式成为一名白衣战士。

　　跟随远征军入缅甸救护

　　“在战场上，个人的生死早就置之度外，我们要做的就是守卫国家”

　　湖南是抗日主战场，战事十分紧张，我随部队和红十字会调遣随医疗队四处支援。

　　1939年末至1942年初，中国军队在昆仑关战役，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连获重大胜利，但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这几场战役中，我都是随行军医，“我们的战士伤亡惨重，有的战士即便肠子已经被打出来、手打断了，但仍死守阵地……在战场上，个人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们要做的就是守卫国家。”在救护过程中，我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场景，受伤的战士抬到眼前就咽了气……我能做的只是帮他们收好带血的家书。

　　1942年2月，为确保滇缅公路援华物资畅通，中国派出10万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我随军进入缅甸曼德勒东第五军驻地，但是当年4月初，因战事失利，我奉命护送伤员先撤回国内。我们的大部队从缅甸北部原始森林绕道回国，在迷困跋涉了几个月后，有4万战士被活活饿死、病死或毒虫猛兽咬死在途中的野人山。

　　事后，我听平安归来的战士说，野人山尽是遮天蔽日的树木藤蔓、漫山遍野的虎啸狼嚎，还有吸人血、食人肉的蚂蟥、蚂蚁和水桶那么粗的蟒蛇，他们曾亲眼看到战友被蟒蛇缠绕、吞噬。

　　打通抗日战争“生命线”

　　“因为美国的支援，盘尼西林在部队大量使用，成为中国伤病员的救星”

　　1943年春，为消灭日军夺回滇缅公路恢复运输，中国组建了30万远征军，其中10万人到印度(后称驻印军)，一切武器装备、后勤开支全由美国政府支出并负责军事培训，其余20万人在云南昆明联合培训。我被编入中国红十字会第105医疗队派往印度。

　　我们乘坐美国援华物资的回程飞机，从昆明出发，途经驼峰航线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蓝姆伽总部基地，飞行过程遭遇了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复杂的地形。

　　到达后，中国将士统一按美国军队标准发给美式服装及日用品，配备美式武器，接受美国教官训练。我跟随皮特森教授学习，通过考核后被派往了印缅公路筑路工程医疗所。

　　中缅印公路要经过野人山，除自然环境极其恶劣，部队还要一边和日军战斗一边施工，而我们也跟着部队，随时抢救伤员。最终，耗时近两年，这条中国抗日战争的生命线终于贯通。

　　之后，我跟随部队全程亲历了收复缅北滇西一系列重大反攻战役，其中包括全歼南京大屠杀元凶、日寇王牌军第十八师团的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战役以及最惨烈的松山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我积累了丛林作战救护和防疫专业的宝贵经验，而且由于美国的支援，盘尼西林得以在部队大量使用，成为中国伤病员的救星。

　　太平洋战场抢救美军伤兵

　　“日本人民很欢迎我们，他们也很厌恶战争，男人们都被拉去打仗，家里只剩下妇孺老人”

　　1945年上半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进入最后也是最惨烈的阶段，在前后历时三个多月的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中，美军伤亡近十万人。

　　当年3月，我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安排奔赴硫磺岛，我和同事们的任务就是抢救在轰炸日本本土中负伤的美军空勤人员。在冲绳岛战役中，日军“神风敢死队”开展以飞机撞军舰的自杀式攻击，给美军带来重创，我加入了流动救护组直接在冲绳海域美军战舰上为伤员做手术。

　　当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当年10月，我受命奔赴广岛、长崎、东京等地为战后灾民提供人道援助。我们的任务是救治受原子弹轰炸、受飞机轰炸的日本老百姓，他们多是妇女儿童老人，他们都很欢迎我们。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也都很讨厌战争，因为男人们都被拉去打仗了，家里就只剩下他们了。

　　1946年4月，救援任务基本告一段落，我从东京归国。那时，国内的内战气氛已经很紧张，当我乘坐的飞机到达徐州时，人和行李就被国民党徐州机场驻军扣留了，要求我归队打内战。我从军目的就是抗日，不愿意参与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战争，于是连夜逃离徐州，辗转回到家中。看到我归来，父亲非常高兴，但遗憾的是母亲已过世。

　　1947年，在父亲和虹桥姚氏家族的帮助下，我创办了“虹桥康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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