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

　　摘要：作者就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建设思考了五个问题：1.“东西双向开放”与“一带一路经济带”；2.“制度性话语权”与“建设文化强国”；3.一带一路文明圈与“文化强国”；4.文化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5.复杂化、精细化的一带一路文化强国战略。

　　作为长期研究丝绸之路的跨文化交流的学者，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有三点引起我的思考：一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二是“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三是“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东西双向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应该成为我们思考”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关键词。

　　一.“东西双向开放”与“一带一路经济带”

　　从“东西双向开放”看，习近平同志倡议的一带一路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是向西，经过中亚、西亚、东欧，一直延续到西欧。“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部沿海经南海连接东盟后进入印度洋，然后再往西连接中东、非洲和欧洲。

　　“东西双向开放”等于重新定位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按照一带一路的构想，中国即是一个中亚国家，也是一个印度洋国家。作为一个印度洋国家，从新疆到印度洋的距离比从新疆到北京的距离还要近。考虑到中国-东盟泛亚铁路、孟中印缅走廊、中巴走廊和青藏铁路，印度洋将成为界定中国的新的地理视角。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一带一路变中国为印度洋国家：在阿拉伯海和海湾地区建立港口，作为中国在印度洋的落脚点，如在巴基斯坦建瓜达尔港、在孟加拉建吉大港、在缅甸建皎漂港、斯里兰卡汉班托特港。特别是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建成，中国将进入“两洋”时代，即太平洋和印度洋时代。

　　“东西双向开放”，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国还将变成一个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以西域为中心重新界定中国与世界。我们不再是站在太平洋岸边看世界，不再以深圳和上海为视角看世界。而是以西域为出发点，站在天山或帕米尔的雪山上看世界，构思一带一路文明圈：那是一个突厥、阿拉伯、波斯、俄罗斯和汉文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文明带。站在塔什库尔干往东看中国，用汪晖的话，那是“一个幅员辽阔、层次复杂、无分内外却又文化多样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理学的夷夏之辨、不同于郡县制国家的内外差异、当然也不同于内部同质化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视野。” [3]随着一带一路，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开通，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的边疆地带将成为华夏新中原、华夏新腹地。

　　“东西双向开放”将加速形成一带一路经济带。“一带一路”沿线64个经济体的贸易额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001年的16.2%增加到2014年的26%。自2001年以来，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已经增长了22.2%，这比中国贸易总额的增长率高出4.4个百分点。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带动全球经济进入一个新经济时代、新经济体、新经济带:从“跨太平洋时代”、“跨大西洋时代”到“亚欧时代”；从“跨太平洋经济体”和“跨大西洋经济体”到“亚欧经济体”；超越欧盟、TPP、欧亚联盟、伊斯兰国家组织现有的四个经济带，形成“一带一路经济带”。近现代以来，以大西洋海上贸易路线和太平洋贸易为纽带形成的“跨大西洋经济体”和“跨太平洋经济体”，承载着全球最大的经济活动总量。今天，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中心，一带一路将联通东亚、中亚、西亚与欧洲成为全球经济新增长动力，全球经济合作将进入“亚欧时代”。一带一路将欧洲经济圈、亚太经济圈这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两大经济圈链接起来，成为未来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世界经济走廊，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地理布局，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此外，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国际油气资源﹐石油对外依存度逼近60%﹐以后继续向70%﹑80%进军。[4]中国十大石油进口国八个国家分布在一带一路国家：沙特阿拉伯、安哥拉(南部非洲)、伊朗、俄罗斯、阿曼、伊拉克、苏丹、委内瑞拉(南美)、哈萨克斯坦、科威特。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输通道看，无论中东和中亚出现什么样的乱局，中国都不会远离这个地区。海湾国家的稳定，特别是扼守亚丁湾的也门和索马里的和平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和贸易往来至关重要。

　　“东西双向开放”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也是应对美国“TPP”最好的战略选择。一带一路作为对于来自太平洋压力的最优对策，是中国的战略觉醒，是基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的国际战略。通过亚欧大陆和印度洋联盟，形成一个中国生存的更大的空间，平衡“跨大西洋联盟”和“跨太平洋联盟”对中国的遏制。在大棋盘上，中国走了一步好棋。

　　二. “制度性话语权”与“建设文化强国”

　　从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看，中国要建成一带一路经济带，需要建成一个拥有自己的文化圈、文明圈和文化势力范围的“文化强国”。

　　中国经济增长连续37年高速而不间断，人均GDP增长30倍。2014年的GDP增长速度尽管只有7.4%，是20年来最低的，但是，其增长量等于半个印度或半个俄罗斯一年的GDP。[5]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未来的第一大经济体，如果中国不参与新规则制定，就没有更多优势。中国在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都没有发言权，美国有一票否决权。亚投行的出现，是中国开始撼动世界现有地缘政治经济的里程碑。而“一带一路”倡导的合作原则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中国要提高“制度性话语权”，首先要破解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围堵。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与周边国家丧失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如一直延续到近代的朝贡体系。笔者最近在喀喇昆仑山罕萨王宫里看到的民国20年喀什道尹为坎巨提供差颁布的公告)，在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势力范围。一方面，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没有自己的军事盟国，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唐朝在西域设有安西四郡)，保护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美国依赖军队和在全球设立的900多个军事基地来保护美元的国际地位。军费仅有美国六分之一的中国怎样在占全球陆地面积三分之二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捍卫自己公路、铁路、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中数以千亿美元计的投资呢？另一方面，在文化上、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失去了几千年来与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那种“中国——边地”的二级文化结构，而美国在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却与中国的大多数周边国家形成了“美国—边缘”的二级文化结构。今天的美国对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兴趣越来越小，早已经把重点转向联盟建设，包括军事同盟(如美日同盟)、经济同盟(如TPP)和政治同盟(“民主国家”同盟)。美国为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通过颜色革命等手段，加快蚕食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大陆碎片化区域，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美国的盟友或有美军基地，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战略上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形成巨大障碍。美国领导的政治同盟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上的。这种世界观把世界简单地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而这两者之间是不平等的。一个国家如果是西方是民主国家，那就是“我类”；如果不是，那就是“异类”。

　　三.一带一路文明圈与“文化强国”

　　中国最终在一带一路上的崛起，必须是以一个文化强国的姿态崛起。历史上，每一个帝国崛起都有与它崛起相关的全球化地带和文化影响圈——治理的最远边疆、交通运输所能到达的最边区、宗教文化所影响的最远边地、贸易所达的最远国家。亚历山大帝国的崛起：军事、文化艺术、佛教；贵霜帝国的崛起：军事、佛教文化艺术；波斯王朝的崛起：军事、驿道、贸易、拜火教；唐王朝的崛起：军事、贸易、丝绸、儒教、佛教；阿拉伯王朝的崛起：军事、贸易、伊斯兰教；成吉思汗的崛起：军事、驿道、贸易、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伟大的崛起：汉朝和唐朝。在汉朝，张骞通西域，到大夏寻求恢复与月氏的军事联盟，波斯高僧安世高来中国传播佛教。随后，东晋派出中国第一位高僧法显去西天极乐世界——白沙瓦和塔克西来学经；北魏又派出使臣谷魏龙经过罕萨，出使撒马尔罕。到了唐朝，更多的唐朝高僧经过瓦罕走廊、喀喇昆仑，沿着印度河来到斯瓦特、白沙瓦和塔克斯拉，求取佛教真经。

　　在“东西双向开放”的思路下，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标志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更远的国家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从辛亥革命以来被动性地融入世界秩序，转入今天主动布局，将自身发展与塑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结合到一起。“东西双向开放”下的“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不仅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合作体、地缘经济合作体，更大的目标是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

　　一带一路的枢纽地带是中巴经济走廊。围绕中巴经济走廊画一个圆圈，那里是西方崛起之前的古代世界，那里是古代中华影响世界的地方，也是世界影响中华的地方。如果把伊犁或克拉玛依算作中巴经济走廊的北部起点，围绕从克拉玛依、伊犁、经喀什，到瓜达尔港的中巴经济走廊所贯穿的地球最高的五大山脉(天山、帕米尔、兴都库什、喀喇昆仑和喜马拉雅)和这个地区发源的大河(阿姆河、印度河)画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里，我们发现这是多个国家民族血脉相通的文化圈:这是多个国家与中国语言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共享信仰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共同文化遗产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的文化圈、多个国家与中国有山口、走廊、道路、口岸相通的文化圈、多个国家在经济上与中国高度互补的文化圈。直到近代，这里的很多国家在历史上与中国有朝贡关系的文化圈。今天，这里的很多地方还是一个未开发、原生态、世外桃源型文化圈，如巴基斯坦北部山区。

　　自古以来，从古代高僧、商队，到西方探险家，往来丝绸之路多走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瓦罕走廊。但是，除了法显、宋云、玄奘和斯坦因等中外旅行家留下的文字外，很难找到更多的书籍。今年暑期带学生去阿姆河和帕米尔上课前，在家里的旧书箱里，翻出一本苏联时代的小说《朱拉》，这本小说写的是上世纪20年代帕米尔高原古商道上的故事。读到小说156页，看到吉尔吉斯老族长取出他用红宝石从喀什商人手中换来的《禹贡》寻求占卜，我困惑了。为什么中国商人要带《禹贡》去荒寂的葱岭西部做生意？翻开《禹贡》，发现这部2000多年前的经典讲的是最古老的地缘政治、周边外交和软实力外交：天子所在都城外500里称甸服，靠征税治理；甸服外五百里称侯服，即内臣，靠分封诸侯实行政治控制；侯服外五百为边疆地区，称绥服，即外臣，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靠教化和军事控制；绥服外500里称要服，即朝贡国家，为周边国家，靠政治、军事和文化同盟治理；绥服外500里，为荒服，为蛮荒之地，古称戎狄蛮夷，让其放任自流的地方。包括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伊朗、土库曼斯坦在内的古丝绸之路文明圈应该属于《禹贡》里描绘的绥服和要服地区，中国跟这个地区的关系维持需要文化影响和政治军事结盟。我带学生去阿姆河、天山西段、瓦罕走廊、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上课，发现帕米尔高原绝不是荒服之地。帕米尔高原不仅是天山、兴都库什山、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的汇聚之处，更是丝绸之路上的中亚、西亚、南亚文化交通要道和十字路口。例如，古丝绸之路上的“河中地区”的母亲河阿姆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两千多年来，该地区孕育了多个中亚王朝和汗国，如阿契美尼德、大夏、萨珊、萨曼、花剌子模、察合台、帖木儿、布哈拉和浩罕等。

　　建设一带一路文明圈，等于重塑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文明圈。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通道，而且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平台，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在此交汇融合,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带”，也是一条“文化带”。新丝绸之路大国博弈的赢家，不仅是一带一路的经济领导者，也必须是一带一路的文化领导者。

　　四.文化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

　　一带一路文明圈是多样、共存、包容、共赢，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种文化清洗和种族屠杀文化完全不一样。2500多年来，贯通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文化是基于沙漠、绿洲、草原、游牧、高原为生活基础的特色文化，丝绸之路上的那些古老民族、文化、宗教，今天还健在。至今伊朗还有2万多拜火教信徒，伊朗议会里还保持着拜火教信徒的席位。丝绸之路文化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热爱生活。比如北方草原图瓦人和蒙古人的呼麦、突厥人的沙漠绿洲歌舞。

　　丝绸之路文化自古以来是多国共同维护、扶植的文化。例如，从伊斯坦布尔、大马士革、伊斯法罕、希瓦、布哈拉、撒马尔罕、安集延、奥什、喀什、和田，敦煌，到西安，一条长达几千公里的商道文化和商旅客栈文化。丝绸之路欧亚陆路衰败不完全是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导致的。19世纪后半叶开始，由于英国与沙俄在中亚、西亚、南亚大国博弈，大国为了自身的利益，重新划分边界，在传统的丝绸之路的通道上，设置了人为的障碍。例如，英俄对瓦罕走廊边界的划分，把2000多年来的中国、印度、阿富汗、中亚和西亚的最大通道阻隔了。

　　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目标，[6]通过一带一路文明圈的投入与建设，争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建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有人疑问中国文化的主要元素儒教和佛教都是无神论，如何与信奉一神教的国家建成文化和价值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这是因为其核心是中正平和，崇尚自然，追求和谐，不走极端，不搞民族斗争和宗教战争，这是一个唯一能够团结丝绸之路不同文明、民族和宗教信仰的文化。

　　通过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文化强国，不是宣传中国中心论。一带一路很多国家都很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建筑、艺术、历史、领袖和社会制度骄傲。但是，中国要清晰、独到地表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到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梦，不是狭隘地局限在中国。中国在一带一路倡导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梦应该是每个人都想实现和都能实现的。中国需要设计一个能给人留下记忆的核心价值，便于在一带一路国家中传播。孔夫子的价值观是“仁义礼智信”，毛泽东的价值观是“为人民服务”，一带一路上的中国价值观一定要简单易记。

　　中国丝路文化价值用汉字“和”“仁”二字概括，更容易被一带一路国家理解和记住。 “和”可以概括个人世界观、家庭观、社会观、国家观和天下观最美好的一面，如和美、和睦、和谐、温和、祥和、和气等。“仁”是人与人之间、邻里间、民族间、宗教间、国家最为高尚的价值观，如仁义、仁爱、仁政、一视同仁、宽仁大度、大仁大义等。“和”和“仁”不仅很好地表达了习近平同志有关新型国际关系的合作共赢的义利观，更可以创新性地翻译成简单易懂、朗朗上口的英文句子，便于对外传播。“和”根据其文字结构和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Eat and let eat.”(自己吃，也让别人吃)；“仁”根据其文字结构和字面意义，可以翻译成“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和”和“仁”深刻表达了从周恩来提倡的和平共处原则和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之间必须坚持合作共存、相互关爱、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让一带一路成为沿途发展中国家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康庄大道。“和”“仁”还意味着，大国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反对大国为一己之私到别的国家和别的地区以各种借口制造对抗、制造冲突、制造流血、制造战争。

　　五.复杂化、精细化的一带一路文化战略

　　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这也应该是一带一路文明圈的目标、立场、议程和框架。我们今天看到的中东和中亚的局面是，美国-伊朗对抗、美国-叙利亚对抗、沙特-伊朗对抗、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崛起、逊尼派-什叶派对抗、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碎片化。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一带一路文明圈的建设应该是一种复杂化、差异化、精细化和国别化的文化大战略。

　　丝绸之路文化有其千年不变的共同文化，如商旅客栈文化、巴扎文化，但更要看到丝绸之路文化是多样化的文化。一带一路上的文化传播应该细致入微，一国一策，一对一交流、面对面交流、项目对项目交流，不可笼统地把一带一路上的文化笼统地分为中亚文化、西亚文化、南亚文化、中东文化等等。当今世界的战争与冲突，不仅有大国直接入侵引发的战争，如苏联、美国入侵阿富汗，或者大国的代理人战争，如也门内战，更要看到中亚文化、西亚文化、南亚文化、中东文化内的那些国家本身在文化宗教上就不是一家人，如西亚伊朗与土耳其的争斗、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坦的争斗、南亚印巴的争斗、中东沙特与伊朗的霸权争夺。

　　一带一路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战略枢纽地带、民族冲突地带、宗教重叠地带、能源密集地带。一带一路中东和中亚段的国家可细分为经济资源型国家、地缘政治型国家和多民族多宗教型国家。我们在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上，既要看到大国对经济资源富饶的伊斯兰国家的垂涎，如沙特、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也门、阿富汗、巴基斯坦，也要看到在大国博弈中，其中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也门的地缘政治资源的价值远远高于其经济资源的价值。一带一路经过的中东和中亚国家也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他们都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如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也门、沙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从古丝绸之路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如帕米尔走廊、天山走廊、兴都库什走廊、喀喇昆仑走廊等。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更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从古到今，这里是大国博弈和谋取控制世界的地方。近代，这里的国家和人民被迫对强势的西方文明做出回应，并在这过程中艰难地塑造新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由于一带一路在地理上夹在多种文明体系中，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一带一路文明圈需要一个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即政治和文化上的多极化，尊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才能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如汪晖指出的，“在今天的世界上，很多的冲突和矛盾就来源于压抑认同的内在多样性，或者以某种认同的单一性撕裂由多样性构成的社会，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共同性基础。”比如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把世界简单粗暴地撕裂成二元对立的单一认同社会，否定了历史的、地缘的和文化的共同性。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圈的建设，形成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圈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圈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

　　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异质性、复杂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不是西方文明上的同质性和排他性，不是二元对立和文明的冲突，而是如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上的共生、共存，即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一个文化多样性的文明圈里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要自觉防止我们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搞一种新殖民主义文化，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这个地区用西方二元对立的排他性文化长期经营，但从塔利班、基地组织、阿拉伯之春到伊斯兰国，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对立，及其表现为“恐战”与“反恐”的伊斯兰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战争。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圈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造一带一路文明圈。例如，文化上寻找合作可行的契合点，提出和实施文化上的共同和共通项目。比如配合一带一路上的经济走廊，设立内容丰富多样的丝路文化走廊，其中包括丝绸文化走廊、陶瓷文化走廊、巴扎文化走廊、商旅客栈文化走廊、伊斯兰建筑文化走廊、地毯文化走廊、天山文化走廊、帕米尔文化走廊、喀喇昆仑文化走廊、历史名城文化走廊、草原文化走廊、中国高僧西天经行处文化走廊等。

　　无论是搞文化强国项目，还是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媒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国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是很敏感的，如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坦等。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了解、传播各地文明，而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文化强国的基础是民众间的面对面交流，要从小的项目和小事做起。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的人民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一无所知，是白纸一张。中国要通过媒体报道、广告、论坛、茶道、风水、气功、武术、养生、绘画、音乐会、美食节、时装节、体育比赛、现代艺术展、画展、摄影展、电影节、文物展、一带一路旅行写作大赛等不同的方式，讲真实的一带一路上的人的故事，而不是像当前的一带一路宣传，多是些没有人物故事的口号、概念。

　　今年暑期，我带着学生在乌兹别克斯坦沿着古丝绸腹地走了三千公里，没有看到中国做的丝绸之路文化项目。中国在一带一路的腹地也没有做草根工作，在丝绸之路最伟大的世界名城撒马尔罕没有一家中国餐馆。《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丁是中国人，而今天人们在希瓦、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看不到任何中国元素。今天丝绸之路的旅行者在撒马尔罕看到的是日本和韩国花钱做丝绸之路文化项目，比如日本政府在撒马尔罕建了一个仿唐的桑皮纸作坊，作为旅游点；韩国政府资助撒马尔罕国家博物馆复原唐朝和高丽出使粟特国大型壁画。中国政府、企业和相关的专家学者，需要认真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地调查研究，提出具体可行的，并与丝绸之路遗存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项目，变考古学家的丝绸之路死文化为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丝绸之路活文化。李希光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名誉院长、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素养与跨文化对话教席负责人)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