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女儿：父亲长征留下我 53年后才相见
“不恨，恨他(陆定一)干什么，那时候要长征，他也没有办法，不是故意丢掉我的。有时候我想，要是我爸爸是个叫化子，不是大领导，我也不会那么苦。可是为革命牺牲没有办法，我知道这个，我理解。”
7月25日上午，在江西省赣州市，75岁的陆叶坪从自己生活了72年的于都乡下，到儿子处小住。从3岁起，她就生活在于都一个普通村庄，没念过一天书，不知道父母是谁，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孤儿”。
讲述起与父亲陆定一跨越了半个世纪后的重逢，她一次次眼圈变红。她提起父亲，是用“爸爸”这个词。说起当初爸爸为了随军长征“丢掉”她，她的口气里带着些撒娇式的嗔怒。
可是，比起更多“长征孤儿”来，陆叶坪还是觉得自己很幸福。
她回忆道，“那天，我好喜欢”。
失散父亲长征母牺牲叶坪寄住老乡家
1934年，陆定一随同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他的妻子唐义贞因为即将临盆，带着3岁的女儿陆叶坪留在了中央苏区于都。
不久，任红军卫生材料厂厂长的唐义贞，受组织派遣到福建开展工作，就把陆叶坪托付给一位名叫张德万的材料厂管理员。
张德万也是红军战士，经常帮唐义贞照顾叶坪，对叶坪很好。他随后带小叶坪寄住在一户姓赖的老乡家。
1935年1月，唐义贞在闽西游击战中牺牲。后来，张德万也因伤病去世，仍留在赖家的小叶坪的身世从此无人知晓。
新京报：小时候，你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吗？
陆叶坪(以下简称“陆”)：不知道。我从小在赖家，只知道他们不是我亲爸妈，不知道亲生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新京报：那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到赖家的吗？
陆：我记得是“好妈妈”(喊张德万为“好妈妈”)带我到村里的，他对乡亲说，我不是他女儿。
新京报：乡亲们有人知道你的身世吗？
陆：不知道，只知道我是红军后代。当时我们村里有好多红军留下的孤儿，那时候村里每家每户都安排红军伤员，一个小组就有四五十个红军伤员。
新京报：张德万为什么把你留在赖家了呢？
陆：他自己身体也不好。
1934年春节后，他回老家时，担心路上照顾不好我，就把我留在了赖家。一两年后他回来的时候抱着我哭，说：“我不知道当时能不能到吉安，不然就带着你了”。
新京报：张德万走后回来过没有？
陆：回来过两次。我5岁的时候，张德万回来看我。我记得他抱着我哭，给我喂饭，还说我好可怜。因为当时我们住得差，妈妈以前带给我的好多衣服，都分给家里的5个孩子了。然后他又回老家了。
解放后，我19岁的时候，他又来了一次。他跟我说，我爸爸在找我，让我到北京去找他。
就这两次，后来他就去世了。
新京报：这么说，你19岁的时候，有机会与父亲团聚？当时为什么没有去找他呢？
陆：我不想找，也找不到！
听说他是个大官，我没文化，又不知道是真是假，怕空欢喜一场，希望太小了。再说，那时候我刚刚结婚，公公婆婆怕我被人带走了，不让。
新京报：你小时候日子过得怎么样？
陆：苦呗。吃不饱穿不暖，整天干活，一天书也没念过。那时候家里本来就有4个小孩，加我5个，我被起了个小名，叫来娣。日子过得很苦，小时候我要拔猪草、打柴。
稍微大一点，9岁了，我给人家当学徒，学做瓦。晾瓦的时候，要把瓦提出去，我一次能提4个瓦，做瓦的师傅很喜欢我，说我有力气，勤快。
19岁我就嫁给赖家的赖普恩了。后来我生了孩子，按我们那里农村的习俗，女儿生孩子，母亲要带鸡蛋来看的。但我没人来看，我当时想，没妈妈好苦。
寻亲姨妈当年一句话相见推迟几十年
陆定一1982年在《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中提到，“唐义贞烈士，所生两个孩子。
第一个是女孩，名叶坪，1931年12月30日生，长征时寄养在于都。对这个孩子，我尽了力，从1937年找起，到现在没有找到，看来已经无望。“
新京报：据说你父亲多方找过你的下落？
陆：后来见面时，他说他找了我53年。
当年邓颖超很喜欢我妈妈，认我妈妈做干女儿，就让我叫她外婆，还给我取名“爱生”。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爸爸最早开始找我，就是通过邓颖超让妇幼保育机构找，没有找到。
解放后，我爸爸来信到于都、瑞金政府，民政局就贴布告什么的，也通过好多形式找我。爸爸还说过，老家分家时，他分了一笔财产，他用一半交党费，一半让弟弟找我。不过都没找到。
新京报：你没主动找过父亲吗？
陆：没有。怎么找？很难的。
不过1956年我爸爸差点找到我了。那次，单位让他(丈夫赖普恩)填一份履历表，交上去后党委书记问他，为什么不填岳父母，他就说了我的情况。后来赣南区党委宣传部要走了我的小学照片。这照片寄到北京后，我姨妈看了说，不像。爸爸就把这事放下了。
后来1987年我和爸爸在南昌见面，姨妈也在。她说，就因为当年她一句话，耽误了我们父女几十年。
新京报：最后你父亲是怎么找到你的呢？
陆：是因为我儿子。我大儿子赖章盛在赣州的江西理工大学当教授。那时候我来他这儿住，他同事看到一本书，里面有我爸爸纪念我妈妈的文章。儿子就给我爸爸写了一封信。
后来爸爸见到信，就让弟弟来找我了。
新京报：那你父亲怎么确定你就是他的女儿呢？
陆：我爸爸派人来于都找我，就让来人问我一个问题———我把张德万叫什么。我说我叫张“好妈妈”。问我为什么呢？我就说不知道。爸爸后来说：“只一句话就能证明是我女儿。”因为我那时候很小，张德万对我好，我就叫他“好妈妈”，实际上，他是男的呀。
重逢父亲一曲白毛女女儿落下辛酸泪
“根本不用做鉴定，她跟她爸爸长得一模一样！”陆叶坪的丈夫赖普恩说。
1987年，在离散53年后，81岁的父亲与56岁的女儿终于团聚。陆定一拒绝了做亲子鉴定的建议，因为即使女儿叶坪的脸上已布满沧桑，他仍然能一眼认定，这就是他的女儿。
新京报：你是哪一年与父亲相认的？
陆：我爸爸是1987年找到我的。当时我的大孙女都三四岁了。
新京报：和父亲重逢是在哪儿呢？
陆：我第一次见爸爸是在南昌滨江招待所。我赶到南昌已经是晚上六七点了，本来当天晚上就要见面的，可是听爸爸身边的警卫员说，他很激动，当天下午一直不停地问我来没来。
警卫员担心他身体撑不住，就安排到第二天早餐后再见面。
新京报：那天晚上在招待所，知道爸爸就近在咫尺了，心情怎么样？
陆：我一直哭了一晚上。我命好苦！
新京报：第二天见面时，父亲跟你讲的第一句话还记得吗？
陆：他说，“你是我的女儿呀？是真的呀？是真的呀？我把你丢掉了，现在又找回来了！”
新京报：后来又说了些什么？
陆：他对我说，“孩子，我找了你53年！”然后他就说怎么找我，一直讲了半小时。我也跟他讲现在的情况什么的。不过他讲无锡话，我讲于都客家话，两个人互相都听不懂，还是我大嫂做翻译。
后来爸爸让我唱山歌给他听，我说我不会。我实在没心思唱。中午吃饭时，爸爸给我唱白毛女，爸爸哭了，我也哭了，哭得饭也吃不下。
永别父亲去世不在身边女儿赴京参加葬礼
与父亲相认后，陆叶坪仍然住在于都乡下，逢年过节才去看望父亲。
1996年，陆定一去世，没给千里外的女儿留下一句话。
新京报：跟父亲重逢后，你提过什么要求吗？
陆：1988年，我到北京去，爸爸问过，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吗？”我说，没有，见到爸爸就很高兴。
新京报：从小过着没有父母的生活，那你找到父亲后有没有想过和他一起生活呢？
陆：我提起过和他一起住啊，是开玩笑那么说的。不过爸爸说，北京没地方住，还是住老家吧。其实我也是开玩笑的，我在于都住了一辈子了，一大家子人都在这儿。
新京报：你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陆：是1995年。那以前，好几次我去看他时，爸爸都说，别来了，路远。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还拿着我的相片说，别来了，想你的时候我就看你的相片，也是一样的。
新京报：据说父亲去世时你不在他身边？他有什么话留给你吗？
陆：没有，什么东西、什么话都没留下，什么纪念都没有……我也没赶上见他最后一面，就是到北京参加了葬礼。
新京报：你一直说父亲“丢掉”你，那你恨他吗？
陆：不恨，恨他干什么，那时候要长征，他也没有办法，不是故意丢掉我的。有时候我想，要是我爸爸是个叫化子，不是大领导，我也不会那么苦。可是为革命牺牲没有办法，我知道这个，我理解。
人物简介
陆叶坪
生于1931年，父亲是陆定一，母亲是革命烈士。1934年，陆定一随同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于是，3岁的她被寄养在江西于都一位老乡家里。
直到1987年冬天，跨越了半个世纪后，陆叶坪终于与81岁的父亲陆定一相见，当时她自己都已56岁。
如今，陆叶坪仍定居于都，每天买菜、做饭，照顾孙儿，生活宁静而平凡。
长征揭秘
红军曾有规定长征不带孩子
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做了严格规定：路上谁也不准带孩子，不论职务多高。所有参加长征的母亲都把孩子留在了根据地。
长征出发前已婚的红军女战士，在长征路途上尽量避免与丈夫在一起生活，只有在部队休整时间比较长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聚上几天。她们虽然受到分离的煎熬，大多数人却免除了怀孕生孩子的痛苦。但也偶有失误的，这使她们不仅面临生死考验，同时也面临亲情分离的痛苦。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就体验了征途分娩和骨肉分离的痛苦。
在红军渡过赤水河后的一个雨夜，贺子珍在路边的茅屋里临盆。
警卫员用平时洗脸兼盛饭用的脸盆给婴儿洗了身子。孩子寄养在老乡家的时候，带队的董必武特意留下了30块大洋、两块烟土和一封亲笔信说明情况。
与其他散失在民间的孩子一样，至今这个孩子仍然没有下落。
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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