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传教士与汉学家苏慧廉在温州

　　温州网讯  夏鼐曾在北京街头旧书摊淘得两本英文旧书，一本是W.E.SOOTHILL(苏慧廉)所著《A MISSION IN CHINA》(《中国传教纪事》)，另一本是LUCY SOOTHILL(苏路熙)所著《A PASSPORT TO CHINA》(《通往中国的护照》)，后均捐献给温州图书馆。两书钤有“夏作铭”朱文小印，《中国传教纪事》扉页还有钢笔书写的英文字，疑是夏鼐的手迹。

　　1962年，时任温州图书馆馆长梅冷生在与夏鼐先生通信中，曾多次提及此两书的借阅、翻译之事。如1月2日信云：弟因代借英文本有关温州记载者两册，屡催教育局胡君寄还。昨晤及，据云即交邮挂号寄还。3月7日信云：前存外文书二册，拟为觅人移译备考，已向原借者索来。但译手亦难找，容留一段时间奉还。6月15日信云：向将苏教士英文本两册挂号寄还，请收。12月6日信云：英教士苏惠(慧)廉著作二册，此间宗教界为写文史资料，转嘱赐寄以供参考。据称有人能译，由弟负责，用毕奉还。1963年8月2日信云：王(延第)先生亦谈及译事，前假外文二册，系代温州宗教界借写文史资料，尚存彼处，近拟索回。如未译出，可由馆进行。

　　夏鼐、梅冷生等诸乡贤如此看重这两册英文书，乃因两书颇多涉及温州近代社会风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这要从苏慧廉的传奇一生说起。

　　在温州廿五载：创编温州话拼音文字

　　1883年初，清光绪九年，二十出头的英国约克郡青年苏慧廉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温州传教。此时，温州开埠不过五六年时间。对于这个物产丰富、气候温和的港口城市，西方人早已关注，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在1869年和1876年重复刊登了一篇介绍温州的文章。

　　苏慧廉生于1861年，曾在曼彻斯特当过律师。但他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有一天在杂志上读到一则循道公会招募志愿者的启示，决定到这个穷乡僻壤传递福音。1885年元月，他的妻子苏路熙也来到温州，共担使命。他们在温州扎下根，生子育女，一呆就是二十五年。

　　苏慧廉任循道公会(当时称偕吾会)温州教区长。在温期间，发展教徒及慕道友万余人，建立多个联区，数百处分会，并主持建造城西堂等气势宏伟的哥特式教堂。

　　苏慧廉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传教士。学习温州话半年，就能用温州话登台布道，并摸索出温州话发音规律，用罗马字拼音代替汉字，创编瓯音拼音文字，而且用此文字翻译了《四福音和使徒行传》和《新约圣经》。这是非常了不起事情。温州话难学国人皆知，而一位外国人，居然短时间学会，而且作出总结，令人惊叹。

　　苏慧廉不仅改变了很多温州人的宗教生活，而且推动了温州近代文化和医学事业的发展。他是在温最早开设新式学校的传教士之一，创设了艺文学堂。1903年，艺文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苏慧廉请来孙诒让和李提摩太一中一西两大宿儒。并且，苏慧廉创办了白累德医院，以西药西医施救病人，这是温州第一所西式医院。

　　对于苏慧廉夫妇在温州做的事和所见所闻，《中国传教纪事》、《通往中国的护照》有详细记载。自夏鼐得此两书以来，数位温州人都想将之翻译成中文，可惜都只翻译了部分篇章。温州退休医师包思恩和其外孙女吴慧费数年时间，终于在2007年8月完成此两书的全书翻译，《A MISSION IN CHINA》意译为《拓荒布道》，《A PASSPORT TO CHINA》意译为《乐往中国》，并自费印刷成书赠送，其情其义，让人敬佩。另外，温州大学李新德和温州图书馆张永苏合译的《中国传教纪事》也即将正式出版。所以，不再赘述。1900年4月《万国公报》第135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以示苏慧廉在温州所作的贡献。这篇文章题为《碧莲后学殿士夏正邦直叙苏慧廉牧师寓瓯十九年行述》，鲜为人知。同年六月，此文修订稿在《中西教会报》刊出。作者夏殿士，字正邦，永嘉碧莲人，是温州最早的信徒之一。1891年，被教会立为牧师。他亲眼目睹了苏慧廉在温州艰辛传教种种，并办学施医惠及大众，比之后人所述更有说服力。

　　从山西到牛津：汉学教授、翻译《论语》与佛经

　　苏慧廉与李提摩太的关系自然非同一般，曾写了一部李提摩太传记——《李提摩太在中国》。1907年，应李提摩太之邀，苏慧廉离温改任山西大学堂西学斋总教习。山西大学堂是现山西大学的前身，以山西教案赔款创办于1902年，设有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西学专斋的教师多为外籍人，“教学内容和方法基本上与英国学校相同”。

　　苏慧廉在任期间，手下有位教师高本汉，后来成为著名的汉学家。马悦然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中，记录了高本汉与苏慧廉的交往。

　　高本汉1910年到该校任教，给学生教授法文、德文和英文。当时，高本汉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提到了苏慧廉：“所有在太原的英国人都很怪。首先是那位校长苏慧廉，过去是一位传教士，趾高气扬，自认为无所不知，事事都想插手，因此众人对他恨之入骨；他的老婆跟他是一丘之貉，神经质和醋意十足。然而他对我的善意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的书房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尽管高本汉对苏慧廉的印象不佳，但他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苏慧廉还答应为高本汉找到山西各地讲方言的人，以便他研究中国方言。

　　1910年，外方管理西学专斋时限到期，苏慧廉卸任。为了表彰李提摩太、苏慧廉办学有功，山西官员奏请清廷赏李提摩太三代正一品封典，苏慧廉二品顶戴并三代正二品封典。

　　此后，苏慧廉还为创办华中大学、培华女中作过积极努力。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关注，从1914年致莫里循函中可见一斑：“如果有‘势力范围’的话，我一直主张如果英国想保持扬子江流域为英国‘范围’的话，唯一的办法是要施加影响，使这个地区得到好处。做到这一点有许多办法，而促进教育发展是其中重要方法之一。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损害中国够多的了。现在是我们作为国家，为中国做点好事的时候了。”

　　1911年，苏慧廉回国。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天，社会动荡，使他不能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但依然心系中西文化交流，创办了法国华工青年会。后来赫赫有名的蒋廷黻、晏阳初当时曾在这个组织工作。

　　一战结束后，苏慧廉受聘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能担任这个席位，在西方学界是无上光荣的事。苏慧廉的前任和后继者理雅各、布勒克、德和美、霍克思等在西方学界灿若星辰。1938年，伯希和曾推荐陈寅恪担任此职，但陈因眼疾未能赴任。而苏慧廉就职前，因无合适人选，此席位已空缺了两年，可见器重。

　　苏慧廉的学术成就至少有三：一是为温州方言所作的贡献，翻译方言本《四福音和使徒行传》和《新约圣经》，并编写教材、字典，总结温州话的发音规律；二是把《论语》翻译成了英文，至今出了三十多版，堪称经典；三是对中国佛教经典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妙法莲华经》等佛经译成英文，并涉及中西宗教文化交流、儒道释三教及民间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中国和西方》、《中国历史》、《中国和英国》、《中国儒道释三教研究》、《中国佛教术语词典》等专著。

　　苏慧廉的研究，深受中西学界重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多处引用了苏慧廉的学术观点。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引用了《中国历史》中的一句话：“1898年，慈禧镇压了戊戌变法，也就抽掉了支撑摇摇欲坠的清朝大厦的最后一根支柱。”

　　张君劢晚年著《新儒家思想史》，对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及其与西方哲学关系进行比较时，曾举苏慧廉著《中国三大宗教》为例，并引用此书的一段话：“中国有三个被承认的宗教。在三大宗教中，儒家通常被视为国教，但是，道家与法家也是被承认的。佛教从印度传入，儒家和道家都是本土宗教，是从同一根源产生的。原始宗教源于史前时代相信灵魂存在之说，可是，在儒家与道家分道扬镳之前，这种原始宗教早已达到相当高的阶段，不过仍然保留着它的灵魂说和神奇因素。”但张君劢认为这种儒家思想中含有中国宗教原始观念的看法是不对的。此后，台湾学者傅佩荣在《中国思想与基督宗教》一文中也提到了苏慧廉的这个论点。

　　陈鹤琴注意到了苏慧廉字汇方面的研究。他说：“苏慧廉曾有一种研究，不过他如何研究的我们已无从查考。我们只晓得克兰根据他所研究出来的字汇编造了一本《常用四千字录》，以便在华传教者学习中文之用。”

　　深深的中国情

　　苏慧廉在中国呆了几十年，对中国“无限的爱好”。一位叫华五的中国留学生在牛津曾与苏慧廉有过来往。他在《英国的汉学家》一文中说，在牛津，中国学生暗地里称呼苏慧廉做“苏熙老”。“每逢有新的中国学生去时，他总是请到他家去喝茶，有的人不大喜欢去，因为他说的话有时我们听不惯，可是他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国学生考进了大学或是得了文凭与学位，苏熙老都感到喜悦，好像父兄看见了子弟成材。”“有一次，他在家里做寿，大厅内挂着一幅红的寿幛，上面缀着一个金的寿字，有几个中国学生还去贺了喜。苏熙老做寿挂寿幛，显示他对于中国的爱好与留恋，其情绪是高贵的，正同留学生从外洋毕业归来，带回校徽与级徽，高悬在书斋里，对亲友们表示过去的光荣，动机是一样”。

　　华五的真名叫郭子雄，是徐志摩的学生。1927年，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时，和几位同学一起邀请鲁迅来做演讲，并做笔录。1929年，他听从徐志摩的建议，到英国留学，读政治经济，回国后写了很多关于英国的散文。1934年，苏慧廉病危的时候，郭子雄去病房探望：“我买了一束白的玫瑰花走去看他，他坐在床上，精神好像还不错。后来他由医院搬回了家里，我再去看他，面容大不如前，有若西去的斜阳，一见便知道他不能久留。最后一次我立在他的病榻前，他的两眼望着我，好像有无限的衷曲隐藏在里面，终于用着颤动的声音对我说：‘国家是不会亡的，一个人可以死去，一个民族绝不会消灭。短时期的受外国压迫，在长久的历史中，不算什么一回事，你们不要太悲观。努力，努力向前去。’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受了极度的感动，想到平生对于苏熙老有好感亦有恶感，但此时我万分钦佩他的意见，这是不朽的名言，他不仅对我一个人说，他是对全中国的人说的。”

　　“中国通”费正清也曾在牛津大学就读。当时，学校指定苏慧廉作为他的文学士论文导师。费正清在自传中说：“苏博士是宽厚长者，他向我解释，他刚巧在校对他的《汉语佛教术语词典》，但乐意在午茶之际的任何时间接见我，并无论如何会与退职隐居在伦敦郊外的马士写信联系。”当时，费正清正把中国海关作为研究起点。而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闻名的马士曾在中国海关任职三十多年。费正清还说：“我自学汉语始于苏慧廉博士送我的第一本布勒克《汉语书面语渐进练习》。”可以说，费正清到中国考察，日后学有所成，深得苏慧廉的帮助。

　　苏慧廉1920年开始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直至1935年去世。久居汉学教授席位，因此，前往牛津访问的中国学者或多或少都与苏慧廉有过往来。1920年，蔡元培受政府指派到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次年5月3日抵达伦敦。5日到图书馆，苏慧廉(蔡日记中记为苏齐尔)招待。洪业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曾到哈佛大学讲学。离开北京赴哈佛时，游历欧洲，到牛津拜访过苏慧廉。《洪业传》记载，苏慧廉“特意给他几个质难问题，见洪业应付裕如后，才对他平等相待”。《洪业传》中把苏慧廉译为苏迪赫尔。

　　1926年，苏慧廉被英国政府派遣任英中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并作为威灵顿爵士代表团团员，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个身份使他有机会更加深入中国学界。

　　《吴宓日记》1926年6月4日：“四时半，至东四头燕京华文学校，赴该校邀茶会。到会者多所谓北京研究国学之中外名流。有戴闻达J. J. L. Duyvendak、苏慧廉William Soothill及Davis(of Pan-Pacific Union)等之演说，又参观其图书馆等。”据当年的《北大日刊》记载，苏慧廉曾与胡适一同出席北大学术研讨会闭会式。苏慧廉在会上介绍了中英关系和牛津大学的状况。《顾颉刚日记》同年7月8日写道：“到第一院图书馆，为苏锡尔教授讯问阜昌《禹迹》、《华夷》两图也。”苏锡尔即苏慧廉。那年，《古史辩》出版，顾颉刚还特地赠送了一本给苏慧廉。

　　苏慧廉回国，作为庚款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胡适也要到英国参加会议。他们在哈尔滨会合后，一同乘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这次中国之行，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也跟随而来。谢福芸是位作家，她把对胡适的印象，写进了小说。胡适访问牛津时，苏慧廉(胡适译为肖塞尔)到火车站接。胡适在11月21日记下：“因天气甚好，他带我去看心灵学院、玛格拉林学院、基督教堂。到他家见到肖塞尔夫人和霍里女士。”第二天，苏慧廉又带胡适去看鲍德列恩图书馆。下午苏慧廉邀请来几十名知名人士，在家中开茶会，欢迎胡适。胡适说：“其意甚可感。”第三天，胡适在考试院讲演《中国之文艺复兴》，苏慧廉在《牛津大学校报》刊登了一则小广告。但胡适嫌广告做得不够大，“听众多是白发老人，少年人甚少”。但有人告诉他，这是听众最多一场演讲了。

　　通过上述苏慧廉与胡适等人交往来看，在民国苏慧廉并不是一个黯然无光的人物。而今，苏慧廉的成就正日益受到重视和被重新认识，海内外学者积极地把研究目光投射在他的身上。2008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天国、净土与人间：耶佛对话与社会关怀》，收录了李智浩《佛教典论的基督化诠释——论苏慧廉的佛教研究》一文，该文是目前较为系统研究苏慧廉的佛学成就的一篇论文；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李新德，近年来申报了“传教士笔下的中国佛教形象研究”、“西方传教士与近代温州社会——以循道会苏慧廉为研究中心”等课题的研究，撰写的《苏慧廉及其汉学研究》、《循道会温州早期传教史(1878-1907)》等论文；《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十期刊出了丁小英的《苏慧廉英译〈论语〉中宗教思想的体现：兼议理雅阁〈论语〉英译》；温州青年学者沈迦则从温州到英伦一路追寻苏慧廉的足迹，致力于书写一部《苏慧廉传》，已初见成果，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普知》杂志2010年第三期报道了沈迦研究苏慧廉的故事。

　　“一个即使是专业历史学者都感到陌生、却早应引起汉学界注意的名字”正拭去历史的尘埃，发出亮光。

　　编者按：因限于本报篇幅，本文发表时略有删节。

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