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激荡40年系列之一：温州发展背后的“弄潮儿”

浙江在线 2018-09-04 15:30:00

　　改革开放前，温州曾被形象地描述为：“50年代的海防前线，60年代的武斗火线，70年代的投资短线。”人口稠密，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工业落后，城市破旧，是当时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从一个海港小城发展成为富裕发达的沿海都市，从资源匮乏、可耕地少的农业生产地区实现了向工业生产基地和品牌之都的腾飞，百姓生活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人民脚步从“水”路一条的偏隅之地走向全球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又好又快的轨道，这都源自一群“弄潮儿”趟出了独特的温州发展路子。

　　潮涌四十载，孤屿媚中川。图为温州地标江心双塔。潘祝平摄

　　破冰创业背后的政府力量

　　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温州一直是在“姓资还是姓社”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中负重前行的，甚至外界评价温州发展曾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无为而治。

　　然而，现在回过头来打量当时温州的新生事物，如购销户、专业市场、股份合作等，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这是群众创造、政府支持的结果。浙江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卓勇良说，温州人民破冰式创业背后，闪耀着政府的“智慧”力量。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党委政府的支持、鼓励、保护、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就难以转化为推进改革的强大动力。

　　浙江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卓勇良说起温州的情况如数家珍

　　视线投向1980年。当时温州全市三分之一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城市大量待业人员难以就业。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又出现约150万剩余劳动力。城乡人口就业成为困扰温州市党政部门的难题。

　　“改革的春风吹到了温州，当时的市委和市政府根据群众历史上有经商习惯、手工业发达、能工巧匠多，具有发展家庭工商业的传统优势，鼓励人民群众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在城镇允许发展个体工商户，在农村支持和发展专业户、重点户。”一直关注温州发展路径的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求是特聘教授陈国权评述道。

　　在此基础上，温州市委和市政府还因势利导，不断优化创业环境，促进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形成和不断完善；制定和完善放开流通领域的政策措施，鼓励群众大胆发展商品经济；在不同时期出台推动全民创业的政策措施，降低创业门槛、保护创业者合法权益、加强创业能力培训等。

　　在改革方兴未艾之际，旨在打击投机倒把的乐清“八大王”事件突然发生了。受此影响，干部群众一度思想顾虑重重。1982年12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重点户、专业户)，各级领导干部亲自登门做工作，让“两户”代表现身说法，宣传党的富民政策。

　　原新华社温州支社社长张和平回忆温州的改革历程

　　“看似无为，实为有为。”在温州全程见证改革历程的原新华社温州支社社长张和平认为，正是因为温州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保护了广大人民创业创新的积极性，激发了广大人民的创业创新热情，温州发展犹如枯木逢春。温州再一次掀起了发展商品经济的热潮，创造了诸如股份合作制、联户经营等新鲜经验，并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特别能创业创新的人民首创精神

　　在体制机制突围中，在创造多个“中国第一”背后，无处不闪耀着“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创新”的温州人首创精神光芒。温州人主动担当了改革先锋与经济先行的重要角色。

　　时间再次回溯至改革开放之前。温州因地处东南一隅，经济社会比较落后。当时，温州600多万人口在人均只有0.36亩的耕地上“吃饭”，到1977年温州农民人均收入仅55元。

　　浙江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卓勇良一句话评述温州最初发展的路子：是生活逼出来，市场放出来，群众闯出来的。

　　在全国不允许个体经营的年代，温州人灵活变通，采取“挂户经营”的办法，把个体工商户挂靠在公有企业下，以公有企业的名义外出推销产品或采购原材料，个体经营得以蓬勃发展；1979年，苍南县钱库镇李家车村农民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1980年10月，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率先创浮动利率，让农村闲散资金得到了充分利用；1984年，苍南县龙港镇创造性地实行“谁建设、谁投资、谁受益”的政策，以有偿出让土地权的方式筹集群众资金1.2亿元，建成了“中国第一农民城”。

　　温州“五马奔腾”雕塑是温州改革精神的写真。蒋超摄

　　短短几年间，温州全市出现个体工商户24万户，民营企业13万家，200万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和二、三产业转移，300多万外来人员在温州就业……在温州这片土壤上出现了“人自为商、户自为商、村自为商、镇自为商”的全民创业局面。人人想当老板、个个争当老板，千家万户搞经营、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山万水寻商机，是温州全民创业的生动写照。

　　张和平把温州商人的进取精神和不断谋求变革的勇气，定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最近40年来中国人开拓进取的缩影，是民营经济弄潮市场的例证。

　　经济发展与区域文化一脉相承

　　探究温州率先发展的原因，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作用，那就是来自区域文化的影响。浙商博物馆馆长杨轶清认为，如果说“人多地少、为生存而改革”是外因，那么“讲实事、就实理、求实效、谋实功”的温州地域文化是内因。内外因的共同作用，才能释放出了温州特有的改革动力。

　　唐宋起，全国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南移，江浙地区人口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北宋中期，一些州郡就已出现人稠地狭局面，温州更是如此。为了生存，温州人除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外，还不得不通过从事手工业生产、经营商业来满足物质需求。这客观上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以及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

　　与此同时，温州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也有了显著发展，民众文化水平和社会认识能力大有提高，学人辈出。其中，“永嘉学派”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注重实用和创新、重视事功为特色，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重农抑商”政策，认为“农商皆本”；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肯定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业和商品经济。

　　此后，陈虬、陈黻宸、孙诒让等晚清温州学者，又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上把“经世致用、实业救国”的主张推向新的高峰。

　　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印象南塘“ 娄建华摄

　　这些经济思想被渗透入温州百姓骨髓，在他们寻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被不断实践和深化，由此积淀了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章华妹，1979年11月30日领取了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执照；王碎奶，从在桥边摆摊卖纽扣起步，1983年买进纽扣加工机器，开始没日没夜地自己生产纽扣；陈定国，1986年只身前往法国巴黎，成立服装制造公司……具有变通思维的温州人率先发力，从实际出发，凭借无畏无惧的勇气，吃苦耐劳的韧劲，以群体经济为保证，以创新发展为动力，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道路。温州地区也逐步整合出了一种务实、重商的独特地域文化，并被不断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