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论诚信

　　诚信有两个矛盾的性质，一是必要性，二是脆弱性。它像一个众人捧着的氧气泡，只要有少数人去戳破它，所有人就会窒息。

　　在意识形态上，诚信是抑制利己主义的良药。一个社会中的诚信越少，那么它的网络、舆论、社交情境里面充斥的谎言越多，虚假信息的比例越高。这使每一个公民对社会和其他公民的善意急剧下降——当人们带上面具交流，那么交流的目的就绝不会是为了集体或公共的利益，而只能是自己的利益。欺骗从诞生于人类社会开始，浑身上下每个毛孔就散发着血腥味。它是人在原始社会的黑暗森林中误导敌人、保护自身的高效工具，它的每一次使用无一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无一不产生对他人的杀伤；而诚信最初是将血缘紧密的种群维系在一起的纽带，它将父母、子女、亲人紧紧绑在一起，是互利而非自利的体现。

　　因此，如果一个社会中的诚信越少，甚至一些人以其精湛的欺诈术而自鸣得意，并在工作、贸易、生产甚至家庭生活中都广泛地欺骗着身边的人，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意识形态上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盛行。而利己主义显然是瓦解社会凝聚力最大的毒质，它最终会反馈为一个社会的退步和衰败，有朝一日也会使原来的欺诈者也成为被欺诈的对象。

　　在经济上，诚信是促进生产贸易的燃料。大企业家们都讲“人无信不立”，何故？因为小聪明可以换来短期的利益，而诚信是一种长期的固定资产，它会在每一个年度产生效益。从宏观上看，如果经营主体都将注意力放在尔虞我诈，而不是在技术研发、组织生产上，其在本质上也是对有限生产力的浪费。究竟是“零和博弈”有利，还是“互利共赢”有利？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跨国贸易，答案都是显而易见的。

　　在政治上，诚信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权并走向共产主义的铺路石。就政府部门的内部建设而言，公务员、党员之间的诚信是确保行政效率、保证工作合力的关键。一个勾心斗角的机关和一个众志成城的机关，行政效率孰高？一群两面三刀的干部和一群精诚合作的干部，工作合力孰强？而就全社会的政治建设而言，当我们迈向社会化大生产时，人民的道德建设更是经济体制能够有效运行的充分保障。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看上去先进如斯：供给制、集体所有、公有制，而这个社会公民的道德建设却相对落后，那就必然产生懒汉、贪污浪费等现象。

　　然而诚信是如此脆弱，人都会本能地自我保护。有多少人能够在被欺骗后仍然对他人诚信呢？事实上谁都知道诚信可贵，可是动物的本能使得人更愿意先享受他人的诚信，而自身在确认他人诚信以后才愿意做出改变。青年人步入社会前，父母的第一句教导就是不要太老实、社会很黑暗。

　　因此关键不在于用无谓的呼吁去妄想人们在道德说教中变得诚信起来。因为对不是圣人的人而言，道德说教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而如果人人都是圣人，那么道德说教更毫无意义。

　　重新考察欺骗的起源，我们会发现其产生的环境在于：冲突。如果没有冲突，就没有欺骗的必要。在冲突中，人们要么选择退让，要么选择进攻。欺骗是一种解决冲突的武器，它既是矛，又是盾。就像在角斗场中有的人用长矛、有的人用剑一样，有的人用的是欺骗。而诚信是人们放下这个武器的一种表现。

　　当我们从公共的角度去考察时，当我们发现欺骗只是短期内对个人有利，而在长期内对总体、进而对每个个体不利时，我们要做的就是：规范武器。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要将欺骗作为一种违禁的竞争手段来制止。就像诈骗、诱拐是违法的一样，恶意的欺骗也应当被列入“违禁武器”的清单中——而这正是现在的信用体系建设所在做的。从来没有什么“人无信不立”，而是公权力的正确使用让“不信之人无所立”。

　　世界永远是充满冲突的，亦从不避讳竞争，更一向是能者居之。但如果赢家总是一些只会蝇营狗苟的阴险小人，试问，这散发着恶臭的奖杯又能赢来几多喝彩？抵制违禁的竞争手段、使社会中每一个个体都能诚信竞争、公平竞争、迸发活力、促进生产，这就是公权力最大的价值体现！

　　随着文明的进步，欺骗一定会像烧杀掳掠、欺诈勒索一样逐步被列入禁区，最终成为诚信社会的反面历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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