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为何能成为千年商港①：水路发达 畅通各地港口城市

　　“温州好，贾客四方民，吴会洋船经宿到，福清土物逐时新，直北是天津”。清代孙扩图在《江南好》中除点赞温州“宜晴宜雨天较远，不寒不燠气恒温”的温润气候外，还写出温州四方商家云集、各地商船泊岸、时新货物荟萃的繁荣商港场面。早在战国，温州就已形成港口雏形，因“控带山海，利兼水陆”，被南北朝时期的郡守丘迟称作“东南沃壤，一都巨会”。唐代后期温州成为中日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宋代又得以长足发展。尤其在南宋，温州港口商贸达到全国前所未有的优势，在随后的元明清也一直保持。一座千年商港的形成，必然是多方因缘的汇合，本文试从历史上温州水上交通、农产品手工业品发展以及港口经济腹地等方面，略述温州形成繁荣商港且经久不衰的密码，此为《温州为何能成为千年商港？》第一篇。

　　元代王振鹏《江山胜览图》线描图 局部

　　水路发达

　　畅通各地港口城市

　　温州地处东南，通江达海，拥有三百五十五公里黄金海岸线；兼备河港、海湾港，水路交通便捷。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发兵围困东瓯，汉王朝派兵“从会稽浮海救东瓯”(《史记·东越列传》），可见在西汉时温州与会稽（今绍兴）之间已有水路交通。唐时，温州与福州、处州、台州等地都已有水陆相通。如《元和郡县图志》载温州“西南至福州水陆相兼一千八百里”。唐天宝二年(743)，浙东海盗吴令光曾攻占温州，封锁海上交通，于是“海路塞，公私断行”，可见当时交通往来多仰仗海路。温州不仅通达国内港口城市，唐时已有航线与日本、新罗相连。中日之间僧人、客商往来，常通过温州作为中转。唐大历九年(774)，鉴真和尚准备第四次东渡日本时，即打算先由扬州南下至温州，再乘船前往福州渡海。

　　温州最早与日本直航，有文字记载的应属海商李处人。据日本《安祥寺惠运传》载，唐会昌二年（842），海商李处人花了三个月时间，用楠木造了一艘大船，由日本值嘉岛（即平户岛）出发，经六天航行抵达温州。到唐后期，温州已成为中日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日本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载，开成四年(839)至天祐四年(907)约七十年间，温州是中日商船进出、停泊的沿海港口之一。日本名僧圆珍、慧运都曾搭乘商船入唐求法，经过温州后再转往天台山、五台山等地朝圣。圆珍经过温州时获取三张路证公牒（横阳县公验、安固县公验、永嘉县公验），现均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成为温州与日本往来交流的重要物证。

　　古时温州港及其腹地

　　“江城如在水晶宫，百粤三吴一苇通”，这是南宋陈傅良对温州交通便利、城市繁荣的生动描述。南宋陈则翁在《回回僧人》中有“秋风响耳环，古怪聚人看”“亦有西来意，相逢欲语难”等诗句，形象描述了异域人士纷至沓来的景象。南宋洪迈在《夷坚志》中还记述了海上巨商为避风泊船于江心孤屿和麻行码头，并举行祭风的水陆道场的情形。及至元代，温州港口设施日趋完善，城区北门沿江一带筑成“大石堤延袤数千尺”，并建有“以俟官舸”和“以达商舟”的两类码头，分别供官船和中外商船靠泊之用。海船可直达高丽、日本、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的许多港口。元贞二年(1296)二月二十日，温州人周达观就是从温州扬帆出使真腊（今柬埔寨），所著《真腊风土记》描述了他逗留当地一年间的见闻。

　　周达观航海示意图

　　明代弘治《温州府志》卷四记载：温州城南至闽、广，东至日本，北至淮扬，“无适不达”。因海路相通，常有外国船只在海上发生不测，漂流至温州的记录。据《温州府志》载，延祐四年(1317)，婆罗国（今文莱）六十余名商人乘大小两艘船出海贸易，不料途中遇大风，大船被吹坏，十四人所乘小船漂流到温州海面，停泊于中界山。次年冬，又有载着金珠、白布等物品的日本商船漂流至平阳大岙海滨。温州是暹罗国（今泰国）出使中国的必经之地，明洪武八年(1375)八月，暹罗国正使冒罡坤信、副使诏毡哆罗，携带大象、西洋红布兜、罗锦被、象牙、胡椒、黄蜡和真香等贡物，乘坐海船进入温州。大象这庞然大物想必已难以再继续长途跋涉，于是被寄养在开元寺（今城区公园路口）。使节转赴京师（南京），至第二年始回本国。

　　洪武二十年(1387)，暹罗一贡船又开进温州近海。当地商贩私下买卖沉香等物品，违反了明代法律，本应以通番罪处以极刑。据《明史》卷三二四《外国传·暹罗》载，当地官员报告朝廷后，明太祖认为温州是暹罗必经之地，因为往来经过而进行买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通番”，于是网开一面赦免了当地商贩。福州至琉球国那霸航线，也必经温州近海。“回福州出那霸港，由姑米山取温州南杞山、台山、里麻山（一名霜山），收入定海所，进五虎门。”（周煌《琉球国志略》)南杞山即今平阳南麂岛。

　　作者：金柏东 金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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