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抗战史上的“小西安事变”吗？幕后谋划立下大功的，竟然是这位温州人

　　1939年底，汪精卫卖国集团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卖国条约（简称日汪密约）。密约签订不到一个月，汪精卫的两员大将高宗武、陶希圣，就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披露在香港《大公报》上。

　　此举震惊中外，对汪精卫集团造成重大打击，史称“高陶事件”，也被称为抗战史上的“小西安事变”。

　　黄溯初

　　而“高陶事件”中帮助和劝说高、陶两人脱离汪精卫集团的关键人物，就是温州人黄群。民国著名记者曹聚仁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拆散日汪密约的，高宗武原是主角，而促成这件大事的，乃是黄溯初。”为了表彰黄群的功绩，在他去世后蒋介石还亲赠赙仪三十万，由杜月笙转交其家属。

　　高宗武曾撰文回忆，当年他与黄群先生在日本长崎的一家温泉旅馆里，用“与众不同”的温州土话交谈，最终下决心弃暗投明。温州方言位列“中国十大难懂方言”之首，据说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方曾用温州话传递战场情报、立下战功。其实早在抗战期间，温州话就已在“隐蔽战线”立下大功，被载入史册。

　　三十六坊君前文介绍过九山河畔名园“松台别业”与其主人黄群一生为家乡所做的突出贡献。本期便与读者聊聊，黄群先生晚年在“隐蔽战线”幕后谋划、导演的这出“杰作”。

　　01

　　约定永不公布的“日汪密约”

　　1937年“七七事变”后，特别是南京沦陷之后，国民政府内部分成“主战”与“主和”两派势力，蒋介石主张武力，而汪精卫则倾向“和谈”。

　　高宗武（1905— 1994）是乐清北白象镇高西村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九州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并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高宗武被视为“日本通”，受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器重，1935年5月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当时年仅30岁。抗战前三年里，高宗武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官方进行过各种谈判。

　　陶希圣和高宗武

　　陶希圣是湖北黄冈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抗战初期任国防参议会议员。

　　抗战初期，高宗武、陶希圣都参与“低调俱乐部”，追随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运动”。1938年，两人追随汪精卫、周佛海叛国投敌。

　　1939年5月，汪精卫与周佛海、高宗武等人赴日，与日本平沼内阁秘密谈判。此后，汪精卫集团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于12月30日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简称日汪密约，内容包括：承认满洲国，确保日本在华的外交、教育、宣传、文化及军事利益，承认日本享有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等地地下资源开发及使用权，承认日本在这些地区的防共、治安的驻兵权，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机构聘请日本顾问等等。

　　日汪密约是全面出卖国家主权的条约，也充分揭露了汪精卫卖国求荣的无耻嘴脸，彻底暴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按照日汪双方的约定，这一密约是永不公布的。

　　02

　　周密谋划，高、陶迷途知返

　　在和日本人谈判的过程中，高宗武、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日本宰割中国、灭亡中国的野心，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必将成为民族罪人。

　　高宗武因父亲与黄群是同乡旧交，视黄群为父执辈。早在他担任亚洲司司长时，就常从南京到上海向当时任通易公司董事长的黄群请教。1936年通易公司破产倒闭后，黄群隐居日本长崎小滨村。

　　1939年春，高宗武奉汪精卫之命赴日活动谈判。高宗武正处于彷徨苦闷之中，特地绕道去长崎看望黄群，向前辈请教。在高宗武的英文回忆录《深入虎穴》中记载了他们彻夜长谈的情景：“黄和我住入山上一间温泉旅馆，同住一间房。洗了澡、检查有无窃听设备后，我们开始谈话。我们谈到清晨四时。我们以与众不同的温州土话……用别人听不懂的方言交谈，那种契合，是别人无法想像的……清晨四时，我们得到必然的结论，无论发生何事，不能容许汪被日本人操纵利用，在东京，我只听而不做任何承诺。”

　　在黄群的侄子黄达聪所撰《“高陶事件”的真相》一文中也提到，“当时伯父就开门见山义正辞严地向高指出：‘你要救国，必先从自救开始，你跟汪精卫走是绝对错误的。’高宗武听后大受感动，连连称是，当即决定邀请伯父去上海为他安排一条弃暗投明的出路。”

　　正是这次秘密拜访，为后来的“高陶事件”埋下了伏笔。黄群后来赠给高宗武的诗中写到，“救国须从自救始，猛然掉头觉今是”。

　　△杜月笙

　　△徐寄庼

　　这年冬天，黄群亲自回到上海，为高宗武“代筹脱身之计”。黄群与国民党当局素来隔膜，因而不得不借助杜月笙的渠道与重庆方面接洽。当时，温籍金融家徐寄庼（1882—1956）在金融界声誉卓著，被誉为“上海滩上的金融巨子”，曾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代总裁，参与创立上海银行会，与杜月笙很熟。黄群与徐寄庼是少年之交，15岁时两人就同应童子试，还曾一起在上海创办《时事新报》，交情深厚。徐寄庼了解内情后，写下“高决反正，速向渝洽”八个字，通过杜月笙的亲信徐采丞联系上杜月笙。

　　杜月笙陪同黄群飞往重庆，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优礼相待，称赞黄群“老成卓识”。

　　蒋介石在1939年12月18日日记中写道：下午与俄使谈外交，与月笙谈汪事。12月21日日记：下午与黄溯初谈话。黄溯初，浙江温州人，高宗武之父高玉衡的至友。

　　高宗武以借阅研究为名，偷拍下13张合约内容的照片。黄群还为高宗武的秘密出走作了周密的筹划。黄达聪回忆伯父“为了使高出走后，高家老少的安全有保障，预先差遣我堂兄联彬化装潜回家乡，用运木炭的小船护送高家老小转移到安全地方。”

　　1939年12月30日正式签订卖国密约这天，高、陶两人都接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当晚，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告知自己的安排，陶希圣答应偕同出走。经过杜月笙等人的精心安排，高宗武和陶希圣在1940年1月3日按照预定计划登上美国轮船，秘密抵达香港。不久，陶希圣家属在杜月笙门人万墨林的保护下分批安全离开上海。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首先公布“日汪密约”条件全文及附件，标题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重庆及大后方各大报纸于次日同步刊登头条新闻及评论，一时轰动中外。24日，蒋介石发表两条文告：《告全国军民书》、《告友邦人士书》。

　　《毛泽东选集》中，有毛泽东一段当年就“高陶事件”后抗战形势的估计：“汪精卫公布卖国协定和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之后，一方面，和平空气必定受一个打击，抗战势力必有一个发展。”

　　03

　　隐蔽战线，深藏功与名

　　“高陶事件”是国民政府隐蔽战线的杰作，但很多史料中都没有提到幕后的策划者黄群先生。大多将此事归功于蒋介石、杜月笙等人。

　　高宗武（左）、陶希圣晚年重逢美国

　　高宗武在脱身抵港之初致蒋介石的信中写道：“顷晤玉笙（杜月笙）、溯初（黄群）两先生，得悉钧座爱护之情无以复加，私衷铭感，莫可言宣。”在脱离汪精卫集团之后，陶希圣回到重庆重新受到蒋介石重用，高宗武则厌倦政坛化名高其昌，赴美旅学居住。1940年5月24日，他在纽约对时任驻美大使胡适谈到，“此次精卫的事，反对最出力者有杜月笙，有黄旭初（黄群）。”

　　1945年5月15日，《贵州日报》晚刊载文指出，“高宗武夫妇的脱离南京，宣布日汪卖国密约，揭露敌伪奸计无疑，是黄老先生导演出来的。这件事对于我们的抗战及中外观听，影响至巨，不是黄老先生高度智慧的开导……”

　　李馨畹《记黄溯初先生》提到：“达成这一任务的，并非什么‘统’，而实是在野的黄溯初。”，“这件事先是由黄策划，继由高同汪借阅研究，最后由沈维泰（高的妻兄）连夜摄影三人的杰作。”

　　在黄群的《敬乡楼诗》中，其中一首诗记录了此次特殊经历：樊笼竟得出鸾凰，卖国文书赖揭扬，更喜卜邻数相见，绿杨明月好同望。

本文转自：温州新闻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