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记我的父亲郑嘉顺

1960年5月，郑嘉顺（图中）在浙江长广煤矿公司参加共青团活动。

　　父亲顽强的生命停止在了2022年4月18日23时36分，虽离他自己定下的百岁目标还相差一年的时间。但这正是大地春光盎然万物复苏的人间四月天，此时离去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说实话，父亲的离去，并没让我感有多大的悲伤，因为他像半个植物人已在医院躺了12年，其生命力之顽强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

　　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在龙跃和刘英身边工作过

　　父亲出生在福建省福鼎市前岐镇王家垟一户贫穷的郭氏人家，1岁不久即被过继给了一户海边的郑姓船工家，两家为朋友，养父为其取名嘉顺。

　　膝下无儿女的郑家家境尚好，视抱来的父亲为掌上明珠，四岁送私塾，八岁进镇中心小学读书。正巧该校的校长和一位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父亲聪慧，学习成绩优秀，深得校长器重，遂将父亲引上了革命道路。1936年3月，父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留校做了助教。1938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离开家乡入伍位于泰顺县的中共浙南特委游击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都没有回家。

　　父亲是一位有着84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他先后在中共浙南特委机关、中共浙江省委秘书处、中共青（田）景（宁）云（和）县委、中共浙南特委派往中共浙东区党委和华中分局、中共瑞安县委等地工作，曾经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自1948年3月起，历任中共瑞安县委书记，中共温州地委常委、农工部部长，温州市市长，中共浙江省长广煤矿公司党委书记，中共温州地委书记兼行署专员，温州地市合并后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代市长，浙江省六届、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1993年12月离职休养。

　　他年轻时喜欢舞文弄笔，曾用笔名远帆写了《小向导》《与赤色群众在一起》和《把中央指示带回来》等革命故事，被浙江省人民出版社收入革命历史丛书出版，还创作了一部电影剧本《饮水思源》。但是，自1959年底调往浙江长广煤矿公司任党委书记后，不知何故就再没有拿起笔。奇怪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述过自己的革命斗争故事。他的那些革命经历我是从他写的三本革命故事中了解的。

　　《把中央指示带回来》是父亲的亲身经历，他将此视为自己艰苦的浙南革命斗争中最引以为荣的一段经历。他在纪念龙跃的《运筹帷幄　擘托浙南》一文中也较详细地叙述了这段经历。当时，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浙南是以一个独立的战略地区而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的。它远离党中央，同上级领导的联系时断时续，特别是1942年2月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破坏之后，就完全失去了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1945年3月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龙跃把父亲从青(田)景(宁)云(和)特区调到特委机关担任政治交通员，负责寻找联系上级党组织，带回中央的指示。到1946年底的两年时间里，父亲先后四次去宁波浙东区党委，两次去福州找福建省委。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两次长途跋涉历经千难万险，他在苏北淮安找到华中分局，见到了张鼎丞、曾山、粟裕、谭震林等领导，带回了中央具体指导浙南革命斗争的指示。最后那次去苏北华中分局还带回了电报员和电台，与中央建立起稳固的联系。父亲所做的政治交通员工作令龙跃十分满意，他对父亲说“毛主席、党中央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联系上了就有了光明，我们就不会瞎摸。保持了与上级的联系就等于有了我们的生命线”。第二年，父亲被提拔为中共瑞安县委组织部部长。

　　父亲还有一段在省委书记刘英身边工作的经历。这是我在2009年陪同年事已高的父亲参加中共浙江省第一次党代会召开60周年纪念活动时听说的。那年他已是唯一亲历“省一大”还健在的人，成为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当时在浙南特委游击队中，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的父亲也算是知识分子。1939年7月，省委决定在平阳县北港召开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被调到大会秘书处，负责写简报、刻钢板、油印、分发大会文件等工作，还担任了刘英与各代表团之间的联络员。那年他才16　岁。几天下来，刘英书记见父亲年纪虽小，但聪明灵动，字也写得不错，甚是喜爱。大会闭幕时，他亲切地对父亲说：“小郑，你别再回浙南特委了，就跟着我吧。”

　　大会闭幕后不久，中共浙江省委迁往丽水。刘英在县城里开了一家杂货店，公开身份是店掌柜，父亲是伙计。杂货店其实是省委机关的总联络站，父亲负责保管抄写机密文件，并担任刘英书记的联络员与各常委、特委之间的联系，一干就是三年。皖南事变后，刘英将省委迁回平阳，父亲也重新回到浙南特委。不久，因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市区被国民党逮捕，后在永康英勇就义。

　　长期危险艰苦的革命斗争，铸就了父亲坚强不屈的意志、性格。后来的政治风波中，他虽然饱受屈辱和折磨，还是顽强地挺过去了。

　　百废待兴的时期，他坚定地选择了温州

　　父亲于1938年8月离开家乡来到泰顺县投身革命队伍，直到1959年底调离温州，履新位于浙江与安徽两省交界处的长广煤矿公司，在这整整二十一年里，前有解放浙南夺取政权的浴血奋战，后有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使他把温州视为自己的故乡而深深地热爱。

　　1978年10月，当他得知省委想要调他回温州工作时，曾激动得彻夜难眠。父亲辞世后，一位他的老部下给我讲述了当年的一个小插曲。当时省委有两个方案供父亲选择，一个是去温州一个是去嘉兴。但李丰平省长给父亲打电话希望父亲去温州，他说“你是温州出来的干部，有基础，便于开展工作”。出于对温州的特殊情感，父亲坚定地选择了温州。

　　父亲在主政温州地区工作的三年时间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先后主持和支持了多次思想解放活动，扫除了当时严重阻碍改革的陈旧观念和极左思潮，有力并有效地推动了温州农村的各项改革。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指导支持浙南日报开展“苦恼问题的讨论”。那是1980年9月，父亲看到浙南日报报送的刊登平阳城西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敬练的一封诉说心中“苦恼”来信的内参，深感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当即打电话给报社，指示抓住这封来信，做一篇解放思想的大文章。由此引发浙南日报做了“《一个农村基层干部的苦恼》的大讨论”。整个讨论持续了4个多月，围绕“怎样看待‘乱’的形势”“如何理解放宽政策”“如何看待包产到户”“要不要发展农村工副业及如何发展农村工副业”和“干部如何跟上改革形势”等问题，共组织刊登了34期稿件，发表了147篇文章。

　　父亲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基础之上，大胆改革，领导温州全区比全省早两年在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制，将农村大批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发展家庭工业。到1981年8月温州地市合并时，农村家庭作坊已经遍布浙南大地。乐清出现了被坊间称为“八大王”的发展家庭工业的杰出个体户。苍南的金乡、宜山，永嘉桥头，乐清的柳市和平阳的水头等地分别形成了印刷、纺织、纽扣、低压电器和兔毛等专业市场的雏形。我曾经在1981年底到过金乡，夜晚整个镇上灯火通明，手工土制印刷机的咔咔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都在印制由供销员接来的全国各地单位食堂的饭票、车船票和景区门票等等，景象颇为壮观。

　　1981年8月温州地市合并，新一届的市领导班子中，市委第一书记袁芳烈，第二书记董炳宇，父亲是市委书记、代市长。从省委组建市委班子设立第二书记和随后派出以省委常委、省公安厅厅长为组长的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抓捕了“乐清八大王”和处理乐清县委书记孙宝经、县长林克己免去领导职务上看，父亲感觉到省委对自己主政温州地委三年的工作业绩是持否定的，也认为是搞了资本主义，尽管没有正式下文定论。

　　1983年3月，父亲被调离温州去了省人大。此次调动省委没有对他在温州四年多的工作给予评定，温州市委、市政府也没有搞任何形式的欢送。他曾寄希望于省委让其留在温州市人大任职，但这一请求落空了。父亲带着些许的伤感和依依不舍的心境，黯然离开了他为之工作奋斗了25年的温州。

　　因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父亲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温州改革和温州模式形成所做的大量工作，鲜有人公开提起，也不为后来人所知晓。

　　三年前，原温州晚报总编、高级记者胡方松的一篇《郑嘉顺与温州模式》长文打破了沉寂。文章客观详细地记述了父亲在温州地区三年的主要改革足迹，资料权威，分析客观公正。他认为：“记述这段历史是必要的，否则被人遗忘，就对不起温州模式的形成历史，也对不起温州改革的先驱者。”他评价父亲：“在当时那个极为复杂极为困难的岁月，他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出发点，解放思想，唯实而行，敢于担当，带领和团结地委一班人，为推进温州农村改革，为发展温州农村商品经济，为温州模式的萌发形成，做了大量难能可贵的工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郑嘉顺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孕育者，是萌发温州模式的首功之人。”在父亲主政温州期间，胡方松正好供职于浙南日报。

　　在我看来，胡方松之文发出了可谓石破天惊之声。虽然此时病榻上的父亲早已丧失了阅读能力，连我们给他读他也无法听到。但是，冥冥之中我总觉得父亲已经知晓，他一定非常的感激与欣慰。我十分清楚父亲最在意的就是主政温州三年的那段经历，因为这是他意气风发、尽心竭力、甩开膀子大干的三年。

　　我眼中的他，温和慈祥却也撒手“不管”

　　父亲的为人和善，脾气之好颇有口碑。他曾经的警卫员、秘书、司机和部下都对我说过“你父亲真的非常和蔼可亲，总是笑呵呵的，基本不发脾气”。

　　父亲在家里也一样，非常温和。父母养育了我们六个子女，三男三女，我是老五。从小到大，我从未见过他板起脸呵斥过我们中的哪一位。在饭桌上，儿女们常常会与他开玩笑，即便有时玩笑开过了头，他也不恼。

　　我小时调皮且脾气也坏，在三年级的一天，课间与班主任老师起了争执，我觉得受了委屈，起身掀翻了她的桌子。校方打电话叫来了我母亲，吓得我逃到学校后面的农村里，一直挨到晚上才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第二天，妈妈让我脱下裤子趴在地下，用鸡毛掸狠抽了我一顿。那几天父亲正好去了省城开会，回来后，妈妈告诉他我犯下的大错，不料父亲竟没加训斥，只是微笑着对我说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啊。

　　从我记事起就感到父亲非常忙，几乎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上，不是下基层就是出差开会，从不过问我们在学校的学习表现情况，更没有带我们一起玩耍过。我看到爸爸有只漂亮的美式左轮手枪和一个军用望远镜，知道他很小就参加了革命，非常渴望围坐在他膝下，听他讲述自己革命斗争的故事。但是令我十分失望，这样的情景一次也没有发生。

　　印象中，我与父亲比较亲密的接触只有一次。那是1975年11月，我在高中毕业待业一年又下放农场劳动一年后，终于迎来了招工。但当时长广煤矿公司党委决定我们这批高中毕业生中的男性要补充到生产一线，也就是下井挖煤。在公司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父亲与我谈了一次话。他深知井下挖煤工作的艰辛与危险，他说：“我知道当年因为我让你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否则5年前就可参加工作而不用下井。但是即使这样这次也不能搞特殊，你作为领导干部的子女还要带个好头，爸爸对不起你。”

　　参加工作后不久，父亲可能出于对我这个“井下工人”的歉疚吧，在一个周末特地拿上相机带我去了郊外游玩，教我如何使用那台他心爱的相机，而之前他是从没有让我碰过的。那一次应该是他与我唯一的“亲子时光”。

　　父亲的撒手“不管”，倒也造就了我的自由成长。在人生遇到重大选择时，比如当兵、出国留学和考记者，我都自做决定而不与他商量。当然，我的选择也都得到了他的尊重。在我俩长达六十多年的父子关系中几乎没有起过冲突。　　

　　父亲辞世后，根据他一贯生活简朴和厌热闹、喜静处的性格，以及杭州正处疫情的严防严控时期，我们子女一致决定丧事从简，不发讣告，静悄悄地送走父亲。令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温州市委在获知消息后不只是送花圈，还发来唁电并派出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健赴杭慰问，令我们万分感动。

　　特别令我们亲属惊喜的是唁电高度肯定赞扬了父亲为温州所做的工作：“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郑嘉顺同志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积极投身浙南革命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郑嘉顺同志实事求是、勇于探路，推广永嘉包产到户改革试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主政温州地区期间，郑嘉顺同志解放思想、大胆改革，为开创‘温州模式’作出了积极贡献。”

　　盖棺定论，功德圆满。

　　可以安息了，父亲，你瞧，最终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

　　来源：温州日报

　　原标题：温州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记我的父亲郑嘉顺

　　作者：郑晓群

本文转自：温州新闻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