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温州发展有其功

　　温州农村在晾晒番薯干。潘一钢 提供

　　南堤淀粉厂制造淀粉产品的飞艇牌商标公告。

　　平阳秀溪至今仍存的薯刨模印。 苏立坤 摄

　　温州网讯 在浙江省各地，温州人种植与食用番薯，比重是最大的。1933年，浙江省对各县的番薯产量产额统计，全省番薯产量1561万担，温州地区六县番薯产量就有697.8万担，占全省产量的44.7%，产额也占到浙江省的40.5%。

　　清代初期，番薯进入温州

　　清代初年，番薯自福建陆续传入温州多地。

　　道光《乐清县志》收载有徐元扈《甘薯疏》，讲番薯有12种优胜之处。徐光启《农政全书》最早记载了番薯的引种。

　　温州向来人多地少，粮食紧缺，这个问题通过番薯的广泛引种而得以缓解。傍山居民无法播种稻谷，只能种番薯。清代初期，种植番薯在温州各地传开来了。起先，“用以荐客”，后来，“种者多，价遂贱”。

　　清道光年间，瑞安乡村塾师赵钧在日记中记载，买入番薯，儿女辈大喜，食薯羹，大饱，“家人俱嗜薯，恣其咀嚼，无不大快”。温郡所种番薯，种者连阡累陌，至深山海岛，亦无多剩土矣。赵钧视番薯为“仙脯”。他的日记还记载，一老农回忆乾隆年间，番薯少而贵，正月同社宴会，菜肴“定例有番薯一盆，无薯，主人愿以肉抵，不许”。

　　番薯以高产的优势，提高了粮食产量，在平原地区往往成为仅次于稻谷的主要粮食，而在广大山区，则超过稻谷，成为人们的主食。同治年间编纂的《泰顺分疆录》卷二记载，“自乾隆以后，农家多以薯米为粮。”“嘉庆以前多种蓝靛，今则多种番薯。贫民之粮，半恃焉。”嘉庆年间，李銮宣任温处兵备道，他的诗《苦旱》反映百姓疾苦，说到滨海居民靠番薯充饥，“充肠恃番薯，长少一大嚼”。海盗蔡牵等出没于东南沿海，嘉庆五年（1800）曾至平阳登岸，“潜掘番薯”。民国期间，番薯仍代替五谷成为主食，温州山区“贫民则专食薯丝”（黄庆澜《瓯海观政录》卷一《民政录》）。

　　温州东面海岛如洞头，民间建有番薯王庙（北岙镇隔头村），至今留存有《番薯诗》。番薯是岛上居民的主食之一，还有各式各样的番薯制品菜肴，如菜头肉丸，说肉丸，其实并不含肉，是由白萝卜丝和番薯粉制作而成，这是大门岛上的一道名菜；又有夹粉包，这是由番薯粉和番薯制作而成的特色菜；还有番薯冻、炒番薯粉干、番薯饼、番薯汤圆等。

　　发明薯刨，生产番薯粉

　　清康熙十五年（1676），平阳秀溪（腾蛟）铜匠邓武聊与他的爷爷邓天球一起，经过多次探索试制，发明了薯刨。以锌、铜为主要原料，合金所成，制造一张薯刨共需经过72道工序。薯刨将番薯刨制成薯丝，以便于更久地储藏，进一步缓解了农民的粮食问题。此后两三百年间，秀溪薯刨行销浙江、江西、福建、江苏、广东、台湾等地，还曾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陈列，载誉归来。秀溪生产薯刨的有三一公司，1925年获得商标注册。1935年起，平阳成立秀溪薯刨产销合作社，社员200多人。连年盈利，至1939年冬，以盈余建筑厂房39间，办公楼五楹，集中社员共同生产，同时创办社属小学一所。合作社先是在福建同安与温州设立办事处，后到多地乡镇如乐清虹桥、永嘉枫林等，设立经销处22个，并组织临时流动推销组，坚持经营。抗战结束后，年销售曾达到近200万张薯刨之最高纪录。抗战期间，秀溪薯刨产销合作社的经营相当的困难。以生产25万张薯刨计算，需要纯锌13200斤，黄铜44500斤，松炭44.8万斤，锌铜是管制产品，采办困难，黄铜不断涨价，加上交通阻滞，运费提升，由于社员的努力，终于克服了多种阻碍，安渡难关。合作社还开展副业如雨伞的制作销售，兴办社员福利，给南雁中学捐款助学。

　　在1933年温属六县种植番薯的统计数字中，瑞安一县的番薯产量特别多，有367.8万担，占52%。原因是1925年，瑞安项家投资100万元，在县城沙塘底设立南堤淀粉厂，以番薯为原料，制成淀粉。1928年6月获得制造淀粉产品的“飞艇牌”商标。1940年改用电力发动机，设备由日本引进，并聘请日本技术人员来到瑞安指导。淀粉的年产量，高时达15万斤，低也有10万斤。所制淀粉，用途很广，该厂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当时国产淀粉的，仅镇江和瑞安各一家。

　　温人到外地种植番薯

　　清代初期以来，温州人口的成倍增长，依赖于番薯的引种与食用。原永嘉县的人口，从明代万历十年（1582）的9.7万人，至清道光十年（1830）一跃而上，增加为93.6万；原平阳县人口则由万历十五年（1587）的8.6万，增加为康熙六十年（1721）24.8万，宣统三年（1911）的46.7万，1920年的67.4万。我国人口，明万历六年（1578）仅有六千万，到清乾隆六年（1741），便达到一亿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1835）增加至四亿以上。夏鼐《略谈番薯与薯蓣》（《文物》1961年第8期）指出：“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田地的开辟，及赋税法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和玉蜀黍，恐关系更大。”

　　人口骤增，人地矛盾突出，越来越多的农民为寻求生活出路，向荒山野岭进发，以种番薯为手段，去开垦新的土地。大批温州农民走出去到外地种植番薯。番薯北上，向山区、海岛推广，温州棚民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

　　清代中期，数十万温州人外出垦荒谋生，住着草棚，种植番薯，足迹遍布于浙北、皖南、苏南山区。浙北长兴县太傅乡13个行政村中，有10个村，是平阳移民的聚居地，其中就有平阳村，又有因移民建筑杨府庙而得名的杨府庙村。他们主种番薯，也种花生。清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二《物产》记载：“甘薯，即番薯，温州人设厂种之，昔无今有。” “温州棚民所居草棚，俗称番薯厂。”同书卷九十五《杂缀》记载嘉庆初年，温州一带的流民“荷锄成群”，来到湖州山区，垦荒种番薯。其后，“接踵而来者益多，深山之中，几无旷土，谓之山薯厂，亦谓之棚民。”大臣陶澍在奏疏《查办皖省棚民编设保甲附片》中也说到这种情况：“近闻浙江、江苏、安徽等省州县，凡深山穷谷之区，棚民蔓衍殆遍，租典山地，垦种山薯，大半皆温台一带沿海之人。”浙北皖南至今仍有八九个村名叫温州厂（场）的。

　　浙江湖州安吉晓墅乡也有大量的平阳移民。陈振树叙述他父亲、近代中国著名林业学家陈嵘的事迹时说，我家祖籍平阳县北港坎头村。清军与太平军在浙江北部激战，伤亡很大，战后居民稀少，平阳人开始大量向浙江省北部迁移，去垦荒种番薯，住在草棚里，在湖州各县、江苏宜兴一带，前后人数约十万左右，被当地居民称为温州人，“生活方面仍保持平阳甚至闽南的风俗。吃番薯饭，爱吃咸鱼和咸菜”。

　　番薯，与近代温州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可剪枝插植，压土即活，随地而生，多产且物美，犹如求生存的温州移民的品格。与后来的一批批走出温州的留学生、生意人相比较，最早的一大批走出温州的是住在草棚里、种植番薯开始的温州农民。他们在逆境中，坚持与命运抗争着。也就是说，走出市门，大批温州人到浙北、皖南、苏南种植番薯，是改革开放以来大批温州商人外出经营的前奏曲。

　　来源：温州日报

　　原标题：番薯，温州发展有其功

　　作者：洪振宁

本文转自：温州新闻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