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温州文脉里的创新基因

温州宣传 2023-02-08 09:44:26

　　特别能创业创新，是温州人精神的核心内涵。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三访”温州后认为：温州人就是不甘落后，敢为天下先，冲破旧框框，闯出新路子，并且不断创新。

　　是什么让温州活力迸发？答案，无疑是创新。

　　在温州，创新的话题常做常新。在今年市两会上，创新的话题，亦是常谈常新。

　　在聚焦中，我们不禁追问，温州人为什么特别能创新？不妨一起跟着温州学人著述来看下，温州文化性格与地域传统的形成。

　　一

　　温州的文化性格与地域传统在宋代生成。其显著特征一是注重经世致用，二是强调务实创新。

　　推进这种文化创造的主体力量，往往是众多的布衣。他们探路在前，合群运作，为后人留下厚重文化遗产。

　　今天，探究这种文化创造，得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礼”说起。

　　“礼”有三《礼》，分别为《周礼》《仪礼》《礼记》。学者以为三《礼》之中，《周礼》最尊。

　　据统计，宋人研究《周礼》的著作计102部，其中温州学人（包括在温州任职的学人）所撰著作有20部，约占五分之一。

　　比如，宋代温州学人郑伯谦撰《太平经国之书》借《周礼》阐发经世致用的思想，特别强调财政管理问题，也探讨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酒之利。乐清乡村教师王与之所撰《周礼订义》集宋代《周礼》学之大成，注重阐发义理，疑经并喜创新说。

　　明代，张璁47岁考中进士，这之前，他研学三《礼》，依靠为布衣时所积累的真知灼见，第一个站出来议大礼，成为嘉靖革新的主将。

　　清代温州学人继承了宋代永嘉学派的治学传统和实证学风，将经学与史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将义理诠释和文献考据结合起来，继古而开新。在区域文脉与学风上，温州学人是传承有序的。

　　永嘉学派本就是一种“开新”的经世之学，融入清代经世思潮后成为传统思想资源的内源性依据。晚清温州学人“立志使永嘉学派复活”。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的“主要不是宋明理学而是‘经世致用’，给中国近代改革者以思想的传统力量”。

　　到近代，不同文化相遇、接轨、互动与融合，外来的西学与中国原有的经世之学相结合，产生了推动社会转型的中国近代学术文化的新形态，于是有了“新学”。近代温州知识人因为从小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比较容易转向近代科学。这样，从经学之经世，到经世之学，转到新学，开始了与科学结合的历程。

　　近代后期的学人所理解的“科学”，“就是实事求是笃实践履的经世致用之学”。

　　宋刻本《东岩周礼订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二

　　宋代学人崇尚务实求变、革故鼎新，遍疑群经、自由讲学，有一种创造与开拓的精神。

　　温州学者也是这样的。他们在学术创新方面可以举例的有：

　　陈傅良写作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军事制度的专著《历代兵制》，周行己最早对纸币发行准备金问题进行理论探讨，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会计著作；

　　王致远将《天文图》刻碑上石，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型石刻实测星图；陈言在温州创立了中医病因学说，施发绘制了世界上最早的中医诊断脉象示意图；中国最早的本草歌诀全本、中国第一部研究古汉语虚词的专著、日本最早的活字印本，也都是温州人的著作……

　　温州文化性格与地域传统，在宋代逐渐形成后，经由温州地方上众多布衣传承下来。他们探路在前。

　　至晚清，陈虬、宋恕为《经世报》主笔，他们从经世之学中发明传统，主张变法维新，继承的是温州地区经世致用的地域性传统，与务实求新的治学精神，关注的是变革与开拓。

　　近代前期，温州区域文化开始了蜕变与新生并存的历程。比如，陈虬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的院校科技学报《利济学堂报》，陈黻宸主编了中国第一份纯学术期刊《新世界学报》，黄庆澄创办《算学报》是中国最早的数学普及专业期刊，王鸿年撰写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宪法学著作……

　　此外，温州人还在温州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中医学堂利济学堂，近代中国第一所化学专科学校瑞平化学学堂，近代浙江创办最早的外语学校瑞安方言馆。

　　近代后期，先进的知识人崇尚科学文化，以为是把“经世致用”落实到变革与建设的实践之中，从而推动经世学与科学文化的相互结合。温州学人开风气之先，撰写出版了第一部中国教育史专著和第一部中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教育史专著，等等，不胜枚举。

　　新文化运动以后，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温州学人在从事科学研究与科技知识的普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伍献文研究鱼类，南延宗在地质考察中发现了中国铀矿，高觉敷译介心理学。吴襄编著中国第一部用中文编写的生理学实验教材，开创了研究国人生理常数之先河。苏步青从事微分几何学、计算几何学研究，创立了国内外公认的微分几何学派……

　　沿着这个历史脉络，温州人藏在文脉里的创新特质便清晰可见。

　　新世界学报

　　三

　　温州历代学人推进文化创造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进行学术研究的著书人大多是布衣。布衣是未仕之士，留在地方、未到外地当官的读书人。南宋温州考中进士的占浙江全省五分之一。而考试发解名额最少，8000名考生，终场者中仅17名解额，470人只能考中1人！因此，留在地方的读书人为数不少。史志记载，宋代温州布衣屡屡向朝廷上书，就事关国计民生的多方面建言献策，他们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他们还著书立说，坚持学术研究，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二是温州学者往往以“合指为拳”“连袂成帷”的方式来做事。《宋元学案》曾指出，宋代温州学者有“连袂成帷”的现象，如80卷《周礼订义》就是由温州民间众人集资刊刻的。六百多年后，也是刊刻一部著作，一班文化人仍以合群运作的办法，刊刻了清代孙希旦的《礼记集解》61卷，这次集合了五十多位温州文化人，他们合群运作，有出钱的、有出力的。

　　清嘉庆九年（1804），陈遇春等人在原永嘉创立“文成会”，瑞安则有“宾兴局”，先后动员了地方上数百位读书人和数十户商号，众人捐钱，集资生息，作为文士乡试、会试之旅费。这些帮助温州科举考试的“文成会”，在温州民间延续了一百余年。再后来的集资则多为资助学生日本等国留学。

　　经世致用、务实开新、布衣著述、合群运作，以及诸多方面相互间的融合互动，这是温州先辈遗留给我们这些后人的文化遗产之一。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温州的文化性格与地域传统的形成，与地理环境有关，但更是温州众多学人集体选择的结果。

　　历代的众多的温州布衣，往往是推进文化创造的主体力量，他们注重“经世致用”，敢于创新开拓，经常以合群运作的办法来进行，诸多方面融合起来，逐渐生成为温州的文化性格与地域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