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同乡同事，同走爱国路——周予同和郑振铎的至交情

周予同

瑞安市区的周予同故居。 何光明 摄

前排左起胡愈之、王伯祥、周予同，后排中为郑振铎。

　　温州网讯 周予同，1898年生于温州瑞安，中国经学史家，年少时就读于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后入瑞安中学求学。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1919年参与组织“火烧赵家楼”行动。1921年秋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

　　郑振铎，1898年生于温州市区，中国现代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文物收藏家、鉴定家、考古学家和藏书家。1920年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在上海铁路局工作，后经沈雁冰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与同年出生的同乡周予同成为同事。他们俩相知相惜，情同手足，风风雨雨三十七年，同走一条爱国路。

　　酒逢知己千杯少

　　笔者统计了学者陈福康整理的《郑振铎日记全编》（下称《日记》）中周予同和郑振铎聚会的次数是57次，其中在一起喝酒是28次，而且有11次是在郑振铎家里喝酒。难怪郑振铎的长子郑尔康回忆道：“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北京，家里有温州人来访，父亲与他们总是用温州话交谈。在我的印象中，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先生常来我家。”这么高频率的见面次数，证明他们关系非同一般。

　　他们俩都很喜欢喝酒。据郑尔康《星陨高秋——郑振铎传》（下称《传》）记载，两人均能饮绍兴酒五斤以上。

　　那么他们是不是酒肉朋友呢？不是的。《日记》载：“1947年6月8日，七时，至梁园，方鹤亭等宴请我和予同，为祝寿也。知予同小女逝去，甚为难过！十时许，回。微有醉意，即睡。”“1947年12月11日，下午，约雪村、予同、伯祥、达君来谈，甚为高兴。看俑，看画，兴致均好。酒喝得不少。”“1948年3月15日，四时许，至康乐酒家，贺伯丞二女结婚也。遇到熟人不少，惟予同诸人均未到，不知何故。”“1957年5月30日，晚餐后，到饭店528号访予同，雪村、调孚等先生，谈得颇畅。极力鼓励予同的积极性，不知能成功否？他身体很不好，亟须要休息也。”另据《传》载：“他（郑振铎）是喜欢采取‘请客’的方式来商量大事情的。”可见他们有共同的事业，有共同的志趣爱好，会为对方难过担忧，会鼓励对方。“酒逢知己千杯少”，酒是他们友情的催化剂。

　　“友”书抵万金

　　笔者据《日记》统计，郑振铎一共给周予同写了12封信，收到周予同5封信。

　　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下称《年谱》）载：“1927年5月14日前后，因白色恐怖加剧，在亲长朋友的催促下，决定赴欧躲避。”1927年5月至1928年10月，郑振铎在欧洲（英、法、意）“游学”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是“避难”“逃亡”。既然是这样，行踪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年谱》载：“1927年5月21日，岳父高梦旦、妻子高君箴、妹妹郑绮绣、郑文英，以及好友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等挥泪送别。”郑振铎在乱世“逃亡”途中，一直与周予同保持通信，真的是“友”书抵万金。

　　郑振铎在散文《回过头去——献给上海的诸友》中赞美周予同：“予同，我们同伴中的翩翩少年；春二三月，穿了那件湖色的纺绸长衫，头发新理过，又香又光亮，和风吹着他那件绸衫，风度是多么清俊呀！假如站在水涯，临流自照，能不顾影自怜，可惜闸北没有一条轻盈的河流。”这么美好的朋友，也许再也见不到了呢！《传》载：“（郑振铎安全回国后）为了感谢周予同等朋友在他流亡国外期间对他的种种关爱和帮助，特意在重阳节那天，请老母亲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请了圣陶、调孚、伯祥、予同来他家‘把酒赏菊’。”这里的“种种关爱和帮助”很明显大部分只能通信完成。

　　《日记》载：“1957年1月6日，晨得予同信一，甚为感伤！”为何感伤？《传》载：“可是到了1957年，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他主持的机关里、研究所里，天天大小会议不断，他终于又熬不住了。开始，他向朋友偶尔要一支烟抽，渐渐地又自己买烟，抽烟的‘水平’与戒烟以前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嘴上又总是叼着烟卷，衣襟上又是常常地蒙着一层烟灰，妻子见了只是叹惜。”可见在当时郑振铎心里很烦躁。笔者推测《传》中这段文字是他在这一年与周予同不断通信的原因，也是他感伤的原因。另外，《传》记载1958年10月15日，他俩又互相通信。郑振铎因即将出国向周予同告别。

　　同走爱国路

　　“今我是活泼泼的青年，扫却了悲观和闲愁；本着这肃杀的精神，打破了糊涂的九州！放出了万千的狱囚！”这是周予同十九岁时写下的诗篇。研究经学时，他是冷静的解剖师。面对生活时，他是激情似火的诗人和战士。从民国到共和国，他时刻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土地和人民。他是一位爱国的社会活动家。而郑振铎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化界“全才大师”，在做学问上他是大家，同时他也是爱国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俩总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1923年3月，周予同和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王伯祥、胡愈之、顾颉刚等人结为团体，准备集资创办书店，宣传新理念。因醉心于清代的朴学，年轻的周予同给这个同人团体取名“朴社”。“朴社”共维持了近13年，出版了大量学术书籍。5月12日，周予同又和郑振铎、王伯祥、沈雁冰、俞平伯、胡愈之、叶圣陶、顾颉刚等人轮流主编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

　　1926年8月，鲁迅抵达上海，郑振铎设宴欢迎。周予同也在欢迎的人群里，还在鲁迅的《日记》中留下了身影：“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丐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

　　1927年，国民党制造“四·一二”事变。4月14日，周予同与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吴觉农、李石岑等七人以闸北居民的身份，公开致书上海临时政治分会委员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要求国民党中央惩治元凶，“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加以裁判”，“保证”不再发生类似行为，刊载在当日的《商报》上。

　　1928年12月30日下午，周予同和郑振铎一起出席在北四川路广肇公学召开的中国著作者协会成立大会。郑振铎签署了该会宣言。周郑两人与郑伯奇、沈端先、李初梨、彭康、樊仲云、潘梓年、章锡琛当选为执行委员。该会实际是后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前身。

　　1935年秋，周予同回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院长、史地系主任等，郑振铎任该校中文系主任。他俩在讲坛上宣传爱国主义思想。

　　1937年约年底，上海成为“孤岛”后，郑振铎与胡愈之、许广平、周建人等20人秘密组织“复社”，每人交纳50元入社费，筹备出版《鲁迅全集》等。1939年郑振铎介绍周予同加入“复社”，两人又成为亲密的战友。

　　1938年春，上海“抗大”，也就是上海的“社会科学讲习所”创办，聘请的都是进步学者和教授，其中就有周予同和郑振铎。他们通过授课，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宣传抗日救国。学生则是由地下党组织的各职业界救亡协会、文化救亡协会成员，沪江大学学生中的抗日骨干和一些要求进步的高中学生组成。

　　新中国成立后，周予同和郑振铎又为建国后意识形态的变化和新中国的建设出谋划策。1951年5月10日，周予同和郑振铎参加上海市人民政府举办的工商界、教育界人士座谈会，周予同发言。5月23日，周予同和郑振铎在上海市政府参加政协各委员会召集人会议。周予同发言，谈及稿酬制度、劳资关系等。

　　周予同晚年把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以毕生的研究和实践赢得了经学史家、教育学家和民主爱国人士的崇高声誉。周予同和郑振铎的至交之情将永远成为一桩美谈。

　　来源：温州日报

　　原标题：同年同乡同事，同走爱国路——周予同和郑振铎的至交情

　　陈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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