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画方印 相映生辉

　　方介堪是二十世纪中国印坛的杰出大家，著述颇富，一生交游广泛。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他以画马享誉世界，常与国内著名印人相往还，对同时代的名家篆刻癖爱尤深，并对篆刻的认识也不落俗套，倡导印章要“奇肆”“古茂”“真率烂漫”“与古为新”，也要刻画出“情”。

　　《方介堪与中国文化名人》一书，展现了方介堪的交往史料与故事，然而关于他和徐悲鸿的交往却鲜为人知。

　　徐悲鸿 漓江春雨

　　据张如元编撰《方介堪年表》载，方介堪与徐悲鸿的交往始于1929年。1935年11月，因经亨颐之邀，方介堪与其同往南京，与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教授徐悲鸿相逢，两人受邀为林学家姚心斋（姚传法）妻子静慈绘画册页作画。此册另有两人共同好友张大千、谢稚柳、刘海粟、张书旂（张书旗），以及温州籍女画家张光等11人作品，由郑曼青题签《偶然集》。此时的南京可谓是群英荟萃，名家云集。

　　1936年3月初，徐悲鸿准备隐居桂林阳朔，好友张目寒赠送一块鱼牙化石。次日，徐悲鸿携带化石奇印登门请方介堪篆刻“阳朔天民”，以志向往。方介堪刀法出神入化，将化石刻成一枚古封泥形式的印章。徐悲鸿为了记录这段因缘，写下《印人方介堪先生》一文，发表于《中央日报》，配图为方介堪所刻的鱼牙化石印“阳朔天民”与寿山石印“往来千载”。该文对方介堪的篆刻艺术给予高度评价，称誉他为“真印人之集大成者”。在笔者有限的视野中，未见此文收录于徐悲鸿文集，颇具史料价值，谨录如下：

　　浙东古多才艺之士，今尤称极盛。吾所论交，若经子渊（经亨颐）、马孟容、郑曼青、潘天授（潘天寿）、张书旂、马公愚诸先生，皆饱学笃行，精绝艺事；而方介堪先生，尤以篆刊负盛誉于国中。先生擅篆法，善画，尤精治印。世之印人，皆习青田、寿山，或功名贵之田黄、鸡血，以拟秦汉，为士大夫遣兴之具，能事至此而止。方先生则上通贞卜、古籀、古鉥，研精秦汉官私铸凿，追本穷源，辨别正讹，博极无伦，兼能摧坚，举凡古玉、水晶、玛瑙、翡翠、珊瑚、群金，以及犀角、象齿，皆能得心应手，随意刊凿，不畏强硬，头头是道，真印人之集大成者也。

　　余日昨承张目寒先生雅意，惠我鱼牙化石奇印。此石两性，既坚且韧，介堪本拟以两日之力为之，余摧残能事，登门促迫，方先生镇定应付，四时竟成。仿汉封泥，从吾所好。

　　余素无别号，今将隐居阳朔，故有此章。当驱除忧怀，寻求造化。两君厚赐，永以为宝，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徐悲鸿旅居阳朔期间，被甲天下的绮丽桂林山水所陶醉，他精心构思，泼墨挥毫，其中创作的山水画代表作《漓江春雨》，上所钤的“水精域”系方介堪篆刻。另有《无题》《奔马》《枝头双喜》，以及赠君复书法等多件作品上也钤有方介堪篆刻的印章。徐画方印，相映生辉。

　　徐悲鸿1937年作行书《游罗浮山诗》 镜片，方介堪印“阳朔天民”。

　　1939年9月，徐悲鸿随身携带82方印章到新加坡，百扇斋主黄曼士将它钤拓为两份，集成印谱。这些印章是徐悲鸿45岁之前的几乎所有常用印，出自齐白石、方介堪、陈子奋等篆刻名家之手。此集收入方介堪所刻印章4方，分别为白文印“悲鸿”，朱文印“悲鸿”，另二方为腰圆形朱文印“水精域”与“自强不息”。每枚印旁有徐悲鸿手书篆刻者姓名，并附注释文。徐悲鸿题签《百扇斋主手拓悲鸿用印》，又手书序言云：“如此册之作家，皆往古罕有之人物也。吾幸生与并世，且与友好，因得偿吾无厌之求，沉湎之嗜，谓非幸福乎！”可见徐悲鸿对这批篆刻好友的钦佩之情，与彼此结下的深厚情谊。

　　方介堪所刻印章

　　方介堪晚年在上海写作《龙角琐记》脱稿，其中有回忆与徐悲鸿的交往，文略云：“时徐悲鸿、张大千皆在南京，谈文论画，过从无虚日。一日，悲鸿出示龙角章二枚，一是长方弯曲形，已经化石，色泽极佳；一是小方形，色间杂深淡黄，亦不恶，倩予作篆。时大千亦在座，予乘兴镌成，悲鸿激赏之下，热烈拥抱，是日宾主甚欢。事过境迁，将四十有六年，偶一回忆，恍在目前也。记得悲鸿曾捡一龙角章与自制宜兴紫砂壶二品为赠，惜于抗战离乱中失去。”

　　方介堪又在文中写道：“予于1934年所刻马元凤及徐悲鸿之龙角印，皆不成对，虽以为奇，未以为精也。”所谓龙角，即古代大型哺乳动物的角、骨化石。文中提到的龙角印，或许是为徐悲鸿所刻的鱼牙化石印。

　　徐悲鸿最钦佩方介堪之印，数次于笔端揄扬。徐悲鸿曾在挽同乡金石书法名家潘稚亮联云：“三山旧学怀先觉；一代宗师悲故人。”跋语曾及其印，并谓“今海内印人唯介堪足为之继”。

　　1949年后，方介堪投身于家乡文物工作，而徐悲鸿竟于1953年不幸病逝。越过岁月的风尘，两位大家的珍贵情谊永留于方寸金石。

　　来源：温州宣传

　　原标题：徐画方印 相映生辉

　　作者：卓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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