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沪粤金融现代化先驱吕渭英

温州网讯  在近代中国金融转型的浪潮中，温州吕渭英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先驱。他由科举入仕，历任福建惠安、闽县、浦城知县，后署福州府知府，嗣后官至道员，晚年转而投身金融实业，成为推动温州乃至浙沪粤地区金融现代化的重要人物。

吕渭英跨越晚清与民国初年，既具传统士大夫底色，又展现出卓越的现代金融视野。他凭借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改革魄力，在当时的金融变局中勇立潮头，从晚清主政一方的能臣大吏到民国银行家，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金融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他不仅为温州的金融现代化奠定基石，还在中国近代金融发展史上也留下了深刻的温州印记，他的探索被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研究》等收录。

萌发现代金融理念

吕渭英早年走科举正途，中举后历任多地知县、知府。19世纪末，他在福建任职期间已开始接触洋务与商贸，掌管财政、洋务、商务，规划新政等事务，对现代经济与金融产生兴趣。

吕渭英的宅邸《于园》

1908年，吕渭英以福建候补道台身份告别官场，正值中国传统钱庄票号体系面临危机、现代银行制度初现之际。他因与闽浙总督松寿意见不合而赴京请示，期间因长期与外国商人接触，意识到金融对实业发展的重要性。尽管当时有机会再任浙江劝业道，他因脚疾未就，转而担任温州商会总理，初显其金融才能。

1906年春天，这位金融先驱已在闽浙商界留下了革新的足迹。时任闽省洋务局会办的吕渭英，与署理莆田县知县的同乡林玉麟（锡年）携手，在福州南台中亭街创办汇源银号，在福州南街设立巨源、隆慎两家钱庄，并将之挂靠源丰润银号旗下，同时聘请专业人士打理。

探索引入现代银行制度

温州近代金融的发展深受本土与外来因素影响。1883年，胡雪岩创办的瓯海洋关银号倒闭后，严信厚接办并开设裕通海关银号，成为早期金融与外贸的枢纽。裕通海关银号后因时局动荡关闭，温州海关金融业务急需新的承接者。

1908年，吕渭英回乡创办公一钱庄，注册资本银一万余两。该钱庄不仅填补了裕通银号留下的空白，还承接了瓯海关金融业务，成为新的“瓯海关银号”，延续了温州与外部贸易的金融联系。这一举措标志着温州本土金融力量的崛起。

吕渭英掌舵的广东官银钱局

1910年，温处道郭则沄筹备大清户部银行温州分号，吕渭英受托负责具体事务，这成为温州引入现代银行制度的最早尝试。其统筹能力获浙江巡抚增韫赞赏，评价他“具通变之才，堪当金融重器”。同年，他受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人物岑春煊举荐，出任广东官银钱局总办，初步积累现代金融管理经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吕渭英在广东官银钱局总办任上致信友人，表达对金融局势的忧虑。1912年，他参与浙江银行股东会改选，与朱葆三、陈朵如等商界大佬共组新董事会，支持民国金融稳定。

中国银行温州分行旧址（前身为大清户部银行温州分号）

当时温州、宁波流通大量军钞，影响金融稳定。浙江财政司委托“公一钱庄”代理军钞收兑，吕渭英早年创办的这家钱庄再次承担起稳定地方金融职责。期间，陈其美向浙江银行借款4万元支持倒袁运动，吕渭英力主拨付，虽导致银行亏损，但赢得“义助共和”的美誉。

在浙江广东推动银行改革

民国初年，金融混乱与军阀混战交织，吕渭英以“金融救国”为志，在浙江、广东推动银行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框架。

1913年，浙江银行改组为中华民国浙江银行，吕渭英任协理兼驻杭负责人。他主导的第一项改革，就是建立“总务处制”取代传统总行制，在杭州设立办事总机关，实现行政与业务的分离。

1914年，浙江银行计划在温州设立分行，由杭州总行拨出资本金1万元、钞票3万元支持。但同年7月，浙江省金库移交后，中国银行在温州设立分金库，形成“两行并存”的竞争格局。浙江银行董事会遂提议“将温州分行开办至年底即行停歇”。公一钱庄受浙江银行委托代办后续业务，避免了金融机构撤出对地方经济的冲击。这种“银行+钱庄”的协同模式，体现出吕渭英对多层次金融网络的远见。

1915年，吕渭英当选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理，他主持收兑浙江军政府发行的455万元军用票，创新实施“一元券随时兑现，五元、十元券积至千元划账”方式，历时两年终将流通市面的400余万元基本收兑完毕。此举不仅稳定了地方金融，更让北洋政府破例奖励有功人员，浙江银行“信用冠绝各省”的声名不胫而走。

广东官银钱局兑换券

在广东，吕渭英完成了从传统金融管理者到现代银行家的蜕变。1916年，广东官银钱局总办吕渭英推动该局改组为广东实业银行，起草章程明确“官商合办、股份有限”原则，规定300万元股本中官商各占一半，设立监督、董事等现代治理架构。这家“以辅助工商实业为目的”的银行，首次将抵押贷款、押汇、公债代理等现代金融服务引入岭南，并发行货币。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该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订立汇兑合同，构建起跨区域金融网络，被金融史学者视为“近代地方银行跨区域合作的典范”。

在上海广东创办三家保险公司

吕渭英的视野并不局限于银行业务。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的浪潮中，他以金融为支点，推动实业、保险、交通等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展现出金融家的宏大格局。

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大楼

吕渭英在保险业的探索，始于1914年上海华商保险公司的创办，他以“利权为要、信用为基”的理念，推进民族保险公司现代化。1914年4月，他联合严家炽、叶韶奎共合股十万两白银，支持创办康年保寿保险公司并正式营业。在第一次董事会上，他力主“寿险不是富人专利”，推动公司推出“小额保寿”产品，打破当时寿险仅服务权贵的局限，提出“保险积的是人心，人心比利息金贵”的经营内核。

同年9月，他在忙于浙江银行“总务处制”改革的同时，仍抽出时间赴沪参会，出资入股由黎元洪担任名誉董事长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以“理念输出者”的角色，通过电话与上海团队探讨公司章程，推动华商寿险机构的规范化发展。

1917年，他与李蓉航、陈叔仁等发起成立大安水火保险公司，这是广州最早的民族保险公司之一。公司资本金达100万广东毫银，业务涵盖火险、水险，在通商口岸设分公司，构建起覆盖华南的保险网络。作为董事，他力主引入西方现代保险制度，制定详细的风险评估与理赔规则，打破外资保险公司对航运保险的垄断。

在家乡温州，吕渭英的实业情怀落地生根。1919年，他与杨雨农、徐之纲等士绅创办东瓯电话公司，引入百门磁石式交换机，开启温州电话通信历史。

位于府前街的瓯海实业银行

1923年，他倡议创办瓯海实业银行，率先认股5000元并募集资金，推动这家股份制银行成为温州金融地标。同时依托银行开展慈善事业，主持协济善堂，助力温州各种慈善公益事业，构建起"金融+实业+慈善"的跨界生态，其“服务地方、振兴实业”的理念影响至今。

在交通领域，1918年他联合145人呈请交通部，要求招商总局指派新坚大轮往来温沪，推动温州航运升级。

瓯海实业银行筹备通告

1923年秋，他与上海通易信托公司总经理黄溯初共同倡议创办瓯海实业银行，这一主张得到汪惺时与其父汪晨笙、徐寄庼、周守良等人的一致赞同。众人推举黄群为行长，吕渭英等人为董监。行址暂租小高桥下原霞浦会馆旧址，推动存款、汇兑、信托等业务发展，后又承担代收盐税之责。

吕渭英早年创办的公一钱庄，凭借扎实的本土网络和吕渭英奠定的信用基础，长期活跃于地方金融市场，此时已成为温州金融生态的重要支柱。直至中国银行逐步接管其职能，实现新旧金融平稳过渡。

吕渭英培养的张益平（大清银行温州分行行长）、王家驹（中国银行温州分行首任经理）、汪惺时（瓯海实业银行副经理）等金融人才，成为温州金融界的中坚力量，延续其“稳健革新”的金融理念。

展现渐进式改革的本土智慧

吕渭英的金融实践，贯穿近代中国金融从“钱庄票号”到“现代银行”的转型，其改革实践中蕴含的勇于制度创新、深厚家国情怀、坚守商道伦理三大理念，至今仍具启示。

在吕渭英之外，近代温州还涌现出黄溯初、徐寄庼、周守良等多位金融界代表人物，共同构成一幅多元探索的金融图景。相较于黄、徐、周等人，吕渭英的特点在于其“官—商—金融”复合背景与早期制度建构者的角色。他凭借深厚的官场阅历与本土情怀，不仅创办机构，更注重将传统钱庄与现代银行制度相结合，推动“银行+钱庄”协同模式，体现出渐进式改革的本土智慧。

吕渭英的一生，是近代温州人“敢为人先、重信守诺”精神的体现。他所推动的金融现代化实践，至今仍激励着后来者在金融改革中继续前行。   

来　源：温州晚报

本文转自：温州新闻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