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回忆温州模式

　　我对温州是有感情的。从1965年到“文化大革命”被打倒，我曾代理温州地委书记。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都情有独钟。

　　1966年5月以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温州成为重灾区，国民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在温州较早出现，经过漫长曲折之路，温州走上了经济社会建设的快车道。

　　当我再次踏上温州这块土地时，世事沧桑，令人感慨万千。这时，温州已被国务院列为全国14个对外开放城市之一。温州人发展自己的机遇到了，各种市场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而且越搞越大，成了全国著名的商品集散地。市场又带动了企业尤其是集体和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温州经济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王芳/文

　　省委的初衷提“温州经济格局”为好

　　1978年后，我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改革的春风吹到了温州，温州犹如枯木逢春。城市中的街道作坊、农村中的乡镇企业，遍布城乡多个角落的个体劳动者、民营企业、专业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浩浩荡荡的劳务输出大军走遍大江南北……原来不合法的现在合法了，原来不敢干的现在敢干了，原来躲躲藏藏的现在可以公开、大胆地干了。

　　温州人敢为人先，甩掉了思想包袱，勇敢地投身到商品经济的海洋中去。他们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也创造了诸如股份合作制、联户经营等新鲜经验，在全国产生了轰动。于是，全国各地的党政干部纷纷到温州来参现、考察，一时之间形成了温州热。北京、上海等一批理论、新闻工作者，也纷纷到温州来调查、开研讨会、写文章。上海的《解放日报》最早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提法。中共浙江省委的意见是，提“温州经济格局”为好。不过，模式就是一种形式、格式，不是说它是完美无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提“温州模式”也未尝不可。

　　书记的困惑

　　温州出路在哪里

　　“温州模式”是温州的人民群众创造的。用他们的话说，我们温州人搞改革是逼出来的，生产积极性是党改革开放政策解放出来的，还有温州人经商是具有历史性的。温州几百万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地方，过去与内地交通十分不便。但这个浙南沿海城市依靠自己一个不大的港口，历史上一直与中国第一经济大城市——上海往来很频繁。从这里走出去到海外经商谋生的人在浙江也是最多的，他们从上海、从海外学习并带回了经商和生产技能，不少人能在家庭小作坊里生产精巧的小商品。如当时制作皮鞋的原料牛皮是十分紧缺的，他们能够把一张牛皮用手工分割成薄薄的好几层，再衬上硬纸板，做成一双双式样各异、十分好看的皮鞋，由儿童妇女到车站、码头去兜售。

　　搞家庭经营，个人发家致富，这在当时只有“一大二公”才是社会主义的“左”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是不允许的。“文化大革命”前我在温州工作时，也领导割过“资本主义尾巴”，但越割它长得越快，越割人民越穷，怨声越大。温州人聪明能干，不怕吃苦，要摆脱贫穷、追求富裕，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如何正确引导温州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实在是一件左右为难的事情。左了，打击群众积极性；右了，要犯路线错误。这在当时，是一个让我感到十分困惑的问题。解放十多年了，不少群众连温饱都没有得到解决。温州的面貌同解放初比起来，并没有多大变化，生产没有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没有很好改善。这同我们党搞革命的目的是不相符的。出路在哪里？这是不能不让人深思的问题。

　　面对各方质疑

　　省委全力支持温州新路子

　　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温州碰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20世纪80年代初，我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主要领导职务，温州，自然成了我最关心的地区之一。

　　人的思想认识是需要有个过程的。温州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有人大胆支持，有人谨慎赞同，有人强烈质疑，以至坚决反对，特别在干部队伍中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一些干部认为温州的做法有搞资本主义之嫌，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他们对温州人民改革、创新的举措，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横加指责，甚至压制、刁难。为此，我有好几天晚上睡不着觉，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统一我省各级干部的认识？怎样教育我们的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正确对待新生事物？

　　在1984年12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七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让温州市长卢声亮作《民办工业的发展给温州城乡增添了生机》的发言。他指出：民办工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办工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大力扶持民办工业的发展；要为民办工业正名；要为民办工业落实政策；要为民办工业提供服务。我认为这是符合本地和浙江实际的。这说明，中共浙江省委对温州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从一开始就是全力支持的。

　　老同志的担心

　　温州模式带来的后果

　　1985年，中顾委一批老同志来温州参观后，到杭州来和我交换意见。他们一方面肯定了温州的做法搞活了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明显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又不无担心：这样做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吗？这样搞下去的后果如何？这在当时是很多人都认识不清的问题。那时，全国有20多个省市的领导来过温州(后来，除台湾省之外，全国各省的党政干部都去过温州)参观考察，影响颇大。我们要对这些省市的领导负责，温州的做法究竟怎么样？如果是对的，会产生好的影响，是对全国的贡献，如果错了，这个责任中共浙江省委挑不起。

　　老同志们建议省委能组织一个调查组，对温州的做法进行深入、具体、细致的调查，然后以中共浙江省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一个报告。这样做，一方面，中共浙江省委对温州的问题有详尽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也有一个态度。另一方面，也是我党组织原则的要求，地方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向中央汇报。如果是我们错了，可以及时得到纠正。如果中央肯定了温州的做法，则我们更加理直气壮。

　　书记挂帅

　　省委调查组来温调研

　　我认真听取了这些老同志的意见，觉得他们的意见很有道理，也十分中肯。他们担心的问题我也深深思考过，温州的做法是错还是对，要中央直接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改革是在探索中前进的，允许成功，也允许失败。温州的做法，就是一种积极大胆的探索。中央已经把政策交给我们了，就看我们敢不敢实践，敢不敢创新。

　　应该说，我对温州的情况是清楚的，心里是踏实的。我到省委重新工作后，温州是我特别关注的地方，是我去得最多的一个地区。担任省委主要领导后，我每年总有两次到那里搞调查研究，温州市委也总是及时向我汇报各种情况。在中共浙江省委领导和支持下，以袁芳烈为书记的市委一班人以及后来的市委领导，在那里干得不错，温州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省委为了更加具体地掌握并深入研究温州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温州的工作，决定让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何荣飞同志去温州挂职任副市长。

　　在何荣飞将去温州上任的前几天，我在杭州大华饭店约见了他。我给他布置了任务，告诉他，你去温州必须将温州经济格局作详细的调查研究，要有理有据，然后直接向我汇报。何荣飞同志告诉我说，他已抽调了中共浙江省委政研室两位同志，和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在职学习的同志，组成共一二十人参加的调查组，这次和他一同出发去温州。

　　调查组在温州调查了大约一个月左右，何荣飞同志回来过一次，向我作了汇报。我听了汇报以后，觉得调查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还需要再提高。于是，决定组织中共浙江省委调查组，抽调了省委政研室主任马瑞康、省计经委朱家良、省工商局局长曹天玷等同志，由我亲自带队于1985年8月赴温州调查。

　　王芳率队的此次温州之行，得出怎样的结果？他在温州市科、局以上干部大会又是如何表态？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