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十姐妹

　　吴正兰

　　1958年，公社化运动轰轰烈烈，人们的生产热情十分高涨。在东沙，有一支由l0名妇女组织起来的生产班，这就是农业生产“红旗十姐妹”。

　　“红旗十姐妹”的形成，有她的社会背景。当时，妇女翻身，社会地位高了。在合作化生产中，妇女的劳动干劲很高，干起活来，都有一股欲与男人试比高的劲头，事事都想冲在前头。东沙大队第五生产队以吕厝自然村为中心，队长是吕昆。不知怎么搞的，他所指挥的生产队，年年减产，一直来受到批评，大家都讥笑他们生产队是“番薯藤像头绳，番薯块像红枣”。公社(当时为生产大队)的郭莉莉同志想对这个生产队“动动手术”。正巧，东沙的一群妇女自告奋勇，要求接管这个生产队。经过政治审查，挑选出l0名妇女(其中大部分已成家)组织一个生产班，这就是“红旗十姐妹”，我任生产队长。同时，我们十姐妹还是汪月霞任排长的女民兵排的一个班。

　　十姐妹内部还是有分工的，夏香、杨巧云、许胭脂、郭美凤、施阿霞五个人从事农业生产；我、曾爱香、刘罗、王岁凤、陈昆琴五个人参加渔业生产。渔业生产是有季节性的，如钓螃蟹、捕墨鱼、捞海蜇、钓石斑鱼等。如果没有渔业生产任务，那么，我们五个人就参加农业生产。因而又叫做农业生产十姐妹，渔业生产只是副业性的。

　　还是先说渔业吧。

　　我们五个女人分在五条船上，每条船只有三个人。划头桨的人要有一定的生产经验，捕墨鱼、钓螃蟹都能来一手；操尾桨的是舵手，把握方向、稳住船身都是他的事；划中桨的是船前进的动力手，主要是使劲。我们女人既没有生产经验也不会掌舵，只有划中桨的差使等着。

　　那几年，墨鱼一直旺发，每到春夏之交的时令，虎头屿、竹屿一带聚集了一群群来产卵的墨鱼，有时一网(洞头人叫“拖”)拖下来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不到半天功夫，小舢舨的整个中舱都堆满了墨鱼，人只好站在墨鱼中划桨。把墨鱼运到家里，两腿一拔出来，小腿上吸满了墨鱼，被它们咬得红肿。l960年从开春到端午节，三水的墨鱼一直很旺，我们和男人一样坚持着，没日没夜地捕捉。

　　渔业生产中，最吃力的要数捞海蜇。农历七八月，海面上漂流着一只只海蜇，就像盛开着的一朵朵水莲。清晨四点多钟，我们带上做好的饭，就出发了。太阳刚出海，海面上还呈黛灰色，就有海蜇浮在水面上。捞海蜇靠的全是力气，看见哪里有海蜇冒出水面就拼命追过去，有时追了老半天，碰到的是狡猾的“沉路蜇”，还没等你把捞具伸出，它又“倏”地沉入水里不见了。我们自嘲为“抓无蜇，欠桨债”。收获大的时候往往让小船载不动，船后还拖上鼓囊囊的一袋。记得有一次，满载而归时正好起风，船只随时都有沉下去的可能，然而我们又不忍心扔掉辛辛苦苦捕来的海蜇。操尾桨的张孚宽大叫：“别怕，船沉下去，你把桨夹在腋下!”说不怕是假的，他自己也在一阵阵发抖。事后，夏香风趣地说：“怕什么?男人死不掉，我们也不会死!”

　　最有趣的是钓螃蟹。你只要把钓绳撒下去，放好钓饵，就可以只管谈天、打趣。半个时辰光景，再把钓绳拉上来。别看那些螃蟹披盔带甲、张牙舞爪，其实是个怕死的胆小鬼，只要把它一拉出水面，它就紧紧咬住钓饵不放，生怕自己摔下来：男人们很聪明，拿来米筛，轻轻往螃蟹一碰，那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螃蟹以为着了地，就乖乖地掉进船舱。女人不知道这道理，用手去抓，往往被那蟹狠命一咬，痛得大叫起来。现在还有人把突然惊叫形容成“被蟹咬着”，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钓石斑鱼最轻松，不用老是划船。人站在船上，两手不停地摆动，好让石斑鱼误以为鱼饵是活的，等它上了当，把钓咬得紧紧的时候，突然一拉，就上来了。记得第一次钓石斑鱼，让我钓着了一条五斤重的，高兴得连人带鱼摔倒在船舱里……

　　渔业生产，我们像个男人，没日没夜。然而，农业生产，才是我们十姐妹最值得骄傲的!

　　从吕昆手里把烂摊子接过来后，我们也很担心，生怕一时达不到产量，走他的后路，被人笑。然而，在那个处处抓典型、树标兵的时代，我们十姐妹出身好，思想先进，谁也不甘落后。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吃公饭，打公鼓，公鼓打破大众补”。我们不想这样做，就勇敢地挑起了这副担子。

　　第一年，累死累活，产量有所回升，但还不能令人满意。

　　“这样下去不行!”10个姐妹聚在一起商讨增产的办法。

　　“搞试验，用科学方法种地!”

　　“什么科学?怎么试验?”

　　读过几年书的刘罗，平时田间休息，都是她读报纸组织大家学习的，她斯斯文文地说：“报纸上说，乐清虹桥的‘红皮白心’品种不错，产量很高，我们可以引进。”

　　“增产的关键是防止病虫害。”

　　“我们还可以扩大田头田尾的种植范围!”

　　“积肥也挺重要的。”

　　大家七嘴八舌，最后形成一致意见：搞科学试验，改变传统做法，采用小垄密植!小垄密植，是大胆的尝试，很多人反对：垄子小了，太阳一晒，病虫害蔓延得更快!

　　许胭脂说：“大家认为不行，我们偏要试试看，还要弄出样来！”

　　就这样，十姐妹齐心协力干开了。

　　首先，锄掉地头地尾的草，捡掉碎石子，增加种植面积，仅靠原来的五亩多地是赚不来吃的。藤苗成活后，要及时施肥，肥料不够，我们采用油菜饼做肥料，又把锄下来的草烧成灰，这是农业生产中常见的，叫“铲草坯”、“熏土膏”，这种肥料能改良土壤结构，增加土地肥质。另外我们还排成队，背着篓筐到三垅岭一带拾牛粪。俗话说：“没肥没粪，番薯倒着困”，番薯困着，就长不大了。为了不让番薯困，我们想尽办法解决肥料问题。

　　接着是除虫。入夏，太阳炎热，正是番薯“臭香虫”最活跃的时候，它们往往钻到地下，钻进块根内部把块根蛀空。我们的办法是，把番薯切成片，隔几米放一块。每天晚上，那些小虫就会从地里钻出来，吃地面的薯片。清晨，太阳还没有出山，我们赶到地里，一只一只把这些臭虫装到瓶里，然后交到生产大队登记统计，最多的一天，每人可捉到几百只。这种做法很像电影里说的：“把敌人引出城再歼灭他们”，挺灵验的。

　　这一年，我们获得了丰收。部队特地腾出一间营房，给我们堆放番薯。看着一堆像山一样的丰收成果，十姐妹心里乐开了花。当时虽是实行五业统一核算，但根据规定，超产部分由个人分红。当我们一担一担往家里挑番薯时，别人虽然有些I红，但嘴上还是不停地夸我们：“毕竟是红旗十姐妹!”

　　第三年，我们获得了特大丰收，亩产2600斤，创历史最高水平!消息震惊了洞头，洞头工委在十姐妹班召开现场会议，参观的人很多，当场验收，大家目瞪口呆。

　　“啧啧!这番薯是怎么种的?”

　　我们被请去在洞头各地做报告，介绍科学种田的经验：接着又受到温州市政府的嘉奖，评为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奖状、脸盆等奖品一个人抱不过来。记得在温州的梧埏介绍经验，我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讲温州话，洞头工委派出妇联的陈余彩同志做翻译，那架式，有点像联合国会议。

　　这里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我们的亩产是按照原来的土地亩数计算的，田头地尾拓宽出来的不计在内，不然，哪有亩产2600斤的数字!二是后来，我们也曾到过绍兴、杭州一带参观学习，又开展了学南堡的活动，实行多样化种植，除了种番薯、小麦、大豆外，还种水稻，搞棉花种植试验，但都以失败告终。

　　1964年，由于形势需要，十姐妹班被解散。从成立到解散，十姐妹经历了6年的艰苦创业，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也给人生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作者曾为“红旗十姐妹’’生产队长)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