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星”号客船翻沉事件报道中的知识传播

　　作者：刘宏

　　“东方之星”号客船翻沉事件发生后，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速度快，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很多传统媒体都使用了新媒体方式来进行报道。比如，微信、微博以及各种客户端，还有用3D动画还原沉船的倾覆瞬间，这种进步让我们看到了媒体的融合。这种融合是以传统媒体前移为前提的，并且只有在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才能够看得更加清楚。

　　随着国力的增强，在中国发生的新闻事件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越来越具有世界性。而像长江沉船这样大的新闻当然会被世界所关注。不论西方媒体出于何种动机，他们对于“东方之星”号客船翻沉事件的报道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有赖于中国主流媒体的报道。简单地说，中国的事情还是需要中国人自己先来做好，在新闻上更是如此。

　　总的来看，中国媒体在这次事件报道中做得还不错，比过去有一定进步。如东方卫视在沉船事件发生以后迅速在常规新闻节目《看东方》中做了集中报道，而且暂停了随后的娱乐节目；央视在救援报道和人文关怀的度上把握得较好。通常在这样重大的灾难性事件报道中，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从目前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遇难者家属的反应来看，此次新闻报道的处理还比较妥当。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及时跟进事件报道，形式多样，有新闻集纳，也有回答问题，还有过程梳理和漫画故事。微信如今在影响力上已经逐渐超过微博，人民日报在这方面应该说是与时俱进，从人民网到微博，再到微信，人民日报的融媒体之路走得很踏实。

　　理论上，我们可以把重大灾难性事件的报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信息传播阶段，也可以叫作事实传播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几乎所有人都渴望获得更多的信息，谣言也最容易在这个阶段产生。新闻媒体在这个阶段一般都是全力以赴挖掘信息，保持客观尤其重要。主流媒体在报道沉船事件的第一阶段做得比较客观，突出的亮点是有关潜水员的报道和监利市民“黄丝带”活动的报道。如果说在这个阶段有什么不足的话，比较明显的是缺乏好的特写。

　　考虑到“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既是一个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同时它也是一个危机事件，并且持续时间比较长。因此，有关报道就显得比较复杂，需要有危机传播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沉船报道的第二个阶段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个阶段可以称之为知识传播角度，它包括了各种问答和解释，包括反思和观点。在知识传播阶段，信息的不确定性正在减少，知识的疑问逐渐提升。重大新闻事件往往比日常报道有更集中的知识传播色彩。如沉船报道中有关逃生和船舶的相关知识。典型的像央视用记者连线和演播室直播的方式不断向观众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电视在知识传播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实际上，新闻传播既是一种信息生产和传播，也是一种知识生产和传播。一般来说，新闻传播生产和传播的多是制度性知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知识，只不过它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来传播。虽然新闻报道中也会有纯粹的知识普及，但是新闻报道本身毕竟是要依赖新闻事件的。在一个社会的知识系统中，媒介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知识传播的角度看，这次沉船报道做得还不够。例如，电视演播室的专家权威讲解还比较枯燥，动画手段的使用还比较少，传统媒体适应新媒体环境的方式还不够丰富，没有充分意识到报道本身不仅仅是反思，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强有力的知识传播。

　　对比过去的重大灾难性报道，这次沉船报道显得比较理性，有些人会觉得沉船背后的故事挖掘不够，或者说是报道的情感表达不够。但是，也许正是理智一点的报道，让我们避免了更多的煽情。

　　事实上，新闻发布会在这次沉船报道中并没有唱主角，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有关普通人的报道，应该说这样做有助于树立政府的亲民形象。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接触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当然会倒逼媒体加快信息传播速度。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是，一个新闻报道出来以后，马上就会有网民参与对这些新闻报道的评论。这样一来，就会出现报道的报道，换言之，第二波报道本身就夹杂了读者对第一波报道的议论和压力。在这种前提下，知识传播就显得格外重要。如今，衡量一个报道的标准很可能不是它有多少信息转变成了观点，而是看它的信息中知识含量有多少。知识含量越高，往往这种信息的说服力就越强。

　　知识传播可以分为显性知识传播和隐性知识传播，新闻报道可以说属于隐性知识传播，媒体需要提高知识传播水平。只有这样，新闻报道才能够提高传播力和权威性，更好地应对危机传播。(刘宏)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