菇溪之坦头与缸窑厂脚：寻找遗落的文化符号

　　温州网讯 桥头是永嘉西部、菇溪下游的一座繁华古镇。在它的周边，散落着一些正在消逝的文化符号。今天，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尘，翻开那些记载着动人往事的书页。

　　坦头老村：曾经的“三坊”与落寞的郑宅大屋

　　永嘉坦头村北靠菇溪，昔时的村头筑有平坦的埠头，以供菇溪上来往的船只停靠，这也是村名的由来。埠头连接着坦头老街，街上商贾聚集，店铺林立，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街，后来又建了豪门大院，老街的名气就更大了。在明清时，坦头老街成为菇溪山货的集散地。不过，繁华如过眼烟云，改革开放后，桥头镇发展起来，坦头老街随之寂静了下来。

　　坦头的老人对老街上的“三坊”至今记忆犹新。“三坊”即酒坊、糖坊、鸡坊，其中，酒坊最为有名。老人们告诉我，在清朝同治年间，坦头村民郑正夫创办了泰和酒坊，生产的“泰和牌”老酒汗名扬四方，青田、龙泉、永嘉、洞头等地均设“泰和牌”代销处，在乐清创办有丰和酱园。在郑正夫的带领下，一些村民也从事酿酒业，出现了余森盛酒坊、郑孟清酒坊等。

　　糖坊所制之糖，主要是麦芽糖，也称饴糖。做糖这行手艺，流传并不广泛，坦头做糖的师傅，积蓄可观。鸡坊主要是孵化小鸡，采取人工孵化法。解放后不久，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粮食为原料的手工业、副业受到了限制，“三坊”归集体所有。

　　我在坦头老街上访问了多位老人，面对世事的沧桑，老人的表情是凝重的。不过，讲到老街上的郑宅大院，他们又觉得荣光。

　　郑佑富是坦头村原老人协会会长，他和坦头村书记郑可明等人带领我参观郑宅大院。郑佑富说，郑宅大院俗称三进屋，三进屋原来有前后两座，共六进房屋，称前三进，后三进，共120间房子、占地40多亩，曾是永嘉最大的单体民居。

　　嘉庆年间，倭寇侵犯乐清，郑氏太祖从乐清逃到坦头村居住，太祖有三个儿子，都是当官的，其中一个在福建，职位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厅厅长，他为官刚正不阿，被上头赏识，给予重金奖励。清嘉庆乙丑年(公元1805年)，郑太祖的这儿子就用这笔奖金建造了后三进屋，历时6年才完成，做工的师傅都带出了两三代徒弟。后三进屋占地25亩，有36个上间，36个天井，还有花园、会客厅、书房、丫鬟和长工住房。前三进是迟些年建造的，布局、规模都比不上后三进屋。前三进1992年烧毁，现在说的郑家古宅，指的就是后三进屋。

　　走在老宅里，郑佑富一一给我介绍：在二进房前的天井两侧，各有一排花墙，用蛎灰砌成，历经300多年依然完好无损。天井和走廊上的地面，是由溪里的卵石和蛎灰搅拌做成，平整坚固。房子里所用的条石，从台州购得，雇人抬来。门框和窗框内口的“出线”，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也依然可见其精美。那斗拱、雀替、牛腿上留下的精美木雕，是戏曲故事、人物形象、花鸟虫鱼等图案，雕工细腻，惟妙惟肖。还有繁复的天花、富丽的门罩、轻灵的飞檐……

　　每一间房子的走廊都相互连贯，有屋檐遮挡，居民行走在走廊上，不怕雨打日晒。大院的四周筑有水渠，每间房子的旁边都砌有水塘，生活用水很是方便。

　　郑佑富原是这老宅的住户，他从小就听上辈人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清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太平军白承恩部队来到郑宅大院，他们把篾垫浇上油，点上火，想把大院烧掉。烈焰升腾而起，地面上的石板都烧裂了，可是房子烧不着，他们就害怕了。首领在墙上题了一副对联：劝人诸恶皆莫作，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故事不知真假，但在“文革”期间，三进屋被破坏是郑佑富亲眼目睹的。“文革初期，所有的牌匾都被拆下来扔到了山上，屋檐上的龙头、雉头雕塑被敲掉，家谱被焚烧，我们眼巴巴看着，没有办法。后来上头干脆要我们这些住户搬出老宅，腾空后作为耐火砖厂的厂房。“文革”后，住户们把房子出租的出租，变卖的变卖，现在没有几家住在这里了。”

　　郑可明说：坦头村地处沿江平原，历史上多水灾。1960年6月10日，菇溪中游的新开洋水库坝毁，洪水冲至坦头村，而坦头老街和郑宅大院，用它们的石墙、沟壕，与洪水抗争，并没有造成损失。然而，后来的一场大火却把前三进屋烧成灰烬，只剩下墙垣。现在，前三进屋的废墟上建起了新楼，留下来的空地还可寻以前老屋的条石和石阶。后三进外围的一些房子也大多被拆建，拆了没建的，就成了道路。一栋曾经气势恢宏、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在时光里老去。

　　缸窑厂脚：孤独和沉凝的文化符号

　　如果不是去采访，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会来到这个名叫缸窑厂脚的地方。虽然它紧靠繁华的桥头，虽然它在历史上曾经热闹过。

　　周良顺先生的家就在缸窑厂脚，他把我带到他家里，讲述了“菇溪窑”的历史。他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在底新缸窑山上挖出一件陶器，叫老鼠罐，拿到永嘉文物馆鉴定，没有确切说法，后来查找了大量的材料，可以确定是宋代或宋代以前的东西。菇溪窑是瓯窑的一条支脉，瓯窑创烧于东汉，现已发掘的瓯窑遗址100多处，许多在菇溪桥头一带。宋代瓯江流域的青瓷业很发达，带动了菇溪窑的发展。元明时期，瓯窑青瓷集中在永嘉一带，菇溪窑达到鼎盛。

　　周良顺还找出了《桥头镇志》，翻到第三章，为“手工业、副业”，第一条就是菇溪窑。镇志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菇溪窑主要集中于底新缸窑山，山坡上分布着九支缸窑，有100多户300多人“做缸”。

　　1941年4月温州沦陷，日军在瓯江沿岸抓捕劳工，菇溪桥头不少做缸人卖缸人被抓到青田石平川钼矿背矿石，菇溪缸业遭受重大打击，一派凋零景象。抗战胜利后恢复生产，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再次达到一个高峰。

　　周良顺的爷爷周富高就是“做缸”的，原先周富高家住殿前村，为了做缸方便，举家搬到缸窑厂脚，那时候还在解放前，缸窑厂脚除了缸窑和简易的茅草棚，像样一点的房子只有四座，其中三座是殿前村人为了在这里做缸建造的。那时做缸都是个体户，解放后不久成立了“联销处”(陶器生产者组织联销处)，后来建立了陶器生产合作社。

　　1958年，永嘉县以陶器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桥头创建了永嘉县地方国营耐火器材厂，是菇溪窑最辉煌的年月。菇溪缸借助瓯江水路，上达青田、大港头、松阳等地，下达温州城区及瓯江口区各地，同时还出海北上台州、南下福建等地，声名远播。

　　周良顺说，缸窑厂脚出产的菇溪缸精致美观、种类繁多，有水缸、伏缸、菜咸缸、酒缸、米缸、酱缸、花罇、茶鍡等，每一种又有不同的型号，如水缸，有大号、二号、三号等。菇溪缸的特点是牢固，顾客买缸时，喜欢用手轻轻敲敲缸沿，便会发出当当声，声音越清亮，质量越上乘。卖缸客为了证明缸的质量好，就拿砖块或石头来敲，声音更响亮。菇溪缸还不怕渗漏，遇到咸味的东西(比如腌咸菜)，缸壁上不会“冒汗”，防腐耐用。其原因主要是缸窑厂脚附近有很好的制缸原料，既有优质黏土，又有无杂质的高岭土，两者混合在一起，可以高温烧制。菇溪窑呈长条形，用砖砌成，依山坡而建，山坡不能太陡也不能太平，45度最适合，主体呈隧洞状，长度不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多为“关节窑”，燃料是松木柴爿。1960年开始改造成龙窑，形如蜈蚣，也叫“蜈蚣窑”，最长的一条有80多米，燃料主要是松毛。柴爿或松毛大多来自青田、永嘉山区，或水运或车拉或人挑而来。山民们送来木柴，卖到钱后，就在缸窑厂脚附近买一些大米、海货和日用品带回去。缸窑人还创造了一套独特的“柴爿秤”和“柴爿字”。

　　缸窑厂脚除了做缸的人，还有卖缸的人，是两拨人马。卖缸的人被称之为“卖缸客”，他们肩挑缸担到各地叫卖，甚至挑到青田和永嘉的偏僻山区出售。周良顺就挑缸卖过，他说：那时我在桥头中学教书，有暑假、寒假和农忙假，假期就挑缸叫卖。卖缸是个体力活，还要小心谨慎，有人称卖缸的行当是“愁篮”。我第一次去卖缸，是跟一位堂叔去的。那天我挑了两口大缸，到一个叫白沙的地方去推销。我不会挑担子，还只挑到桥头三牌坊，就挑不动了。我问堂叔还有多远？他说：还未兮，十分之一路程还未到。一路上汗水湿透衣服，太阳晒得满脸通红，两肩被重担压得疼痛难忍。歇歇停停，好不容易熬到白沙，又好不容易把缸卖掉，晚上回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这样反反复复，我总算学会了挑担，后来竟能挑260多斤。我到过乐清、永强等地卖缸，也到过青田、文成山区卖缸。到青田山区卖缸先要备好货源，把缸器装在船上沿着瓯江溯流而上，船到某一个地方停靠下来，把缸卸在那里，船回去，我们就一趟趟地挑缸上山叫卖。挑担翻山越岭，很是吃力，那些山路，实际上是羊肠小道，两旁还布满荆棘，挑担得格外小心，有时荆条把“缸窠”(一种装缸的器具)勾住，人就会后仰摔倒，缸就会在山路上滚落摔坏。说起这些故事，周良顺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桥头小商品市场兴起，相对制陶业容易赚钱，大批做缸师傅和“卖缸客”纷纷转行，再加上本地浅层黏土已经用尽，要向外地购买，成本提高，利润降低，各缸窑厂相继停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桥头镇最后一条缸窑被拆除，菇溪缸窑的千年历史由此尘封。

　　可惜的是，缸窑厂脚所有的窑址基本上被拆除，只有在庵山上还留有三米左右的遗迹。

　　周良顺带我上了庵山，寻访那一段窑址。窑址已经被荒草掩埋，我们拨开乱草，见到一段缸窑的内壁，半拱形，砖头上有青苔点缀，窑底散落着许多缸片，我还看到一条绿褐相间的蜥蜴站在缸片上抬头看着我们，眼睛里有几分惧怕又有几分新奇。这里对于周良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他突然少了言语，一缕忧伤和惆怅从心底蔓延到了脸上。他看着残破的窑壁，一定想起了熊熊的窑火、四溅的火星；想起了那些光着膀子、挥汗如雨的壮实汉子烧窑的情景…… 曹凌云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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