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谣言传播的影响因素，有学者给出了一个公式：
谣言的流通量=(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
即谣言产生与事件的重要性和模糊性成正比，而与公众的判断能力成反比。
事件涉及的话题越重要，事实越模糊，谣言的影响范围就越大；反之，如果网民有足够的判断信息真伪的能力，那么谣言便会不攻自破。
在网络谣言的种种影响之中，网络谣言所呈现的蝴蝶效应是其高度杀伤力和强大破坏性的最好解释。
而“凡是权威的信息都不相信，凡是小道消息反而更接近真相”的塔西佗陷阱，更是一语道破网络谣言与有关部门辟谣之间的尴尬境地。
蝴蝶效应
1月10日晚间，微信公开课的一条链接出炉，随后被造谣为病毒链接，可导致支付宝被盗。
1月11日，“微信之父”张小龙回顾了此事，称数百万的用户提现或解绑微信支付的银行卡，导致解绑的接口都被拥挂掉。张小龙称之为“蝴蝶效应”，在一两个小时内就扩散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来源：微信)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有名的“蝴蝶效应”。
(来源：网络)
遇到突发事件时，谣言更是给危机推波助澜。比如在2015年的天津港爆炸事件中，微信朋友圈中流传的“有毒气体向北京扩散”、“方圆一公里无活口”等谣言，人为地制造了恐慌，激化了矛盾。
而资本市场上谣言的“蝴蝶效应”更为明显。打听消息、捕捉题材、爱讲故事成了以散户投资者为主的股市风情。
诸如“自3月1日起创业板将全面停止审核”、“杭州是股灾的大本营，马云搞垮了中国股市”的谣言，严重干扰投资者的投资情绪和投资决策，进而引发群体性恐慌。
网民将网络谣言的“蝴蝶效应”总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其“蛊惑性、攻击性、流传性”疯狂解构社会秩序，扰乱人心，危及稳定；
二是其“炒作性、宣泄性、虚假性”强力消解新媒体公信力，使得互联网舆论场的真实度与真诚度备受质疑，严重影响其媒介效率；
三是其“报复性、操控性、隐蔽性”肆意破坏平等对话与博弈的诉求平台，从恶意造谣到组织化误导，网络谣言成为少数利益群体或个人操控话语权的终极武器。
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手段的丰富与多元，既让人人都能置身于第一时间的第一现场，亦让信口胡诌的一个个谣言，轻易就成为蝴蝶效应里的一双双翅膀。
有人说，谣言是最古老的大众传媒。自媒体时代，人人可能是“头条”，谣言更是随着传播手段与效能的提升，对公共利益的杀伤力呈现几何级的增长。
塔西佗陷阱
伴随热点事件产生的谣言，尽管内容各不相同，但只要涉及政府、官员、权力都会出现一个共同点：任凭政府或官员辟谣时怎么释疑解惑，网民就是不信，就是“习惯性质疑”。
在畸形裂变的权力观、紧张错位的政民关系、信息不对称视域下传媒的鼓噪与误导等多重因素浸染下，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泥沼之中。
在山东非法疫苗案件备受关注的关口，一篇关于疫苗不良反应的旧文章《疫苗之殇》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一时间相关谣言甚嚣尘上，尽管有大量专业人士出面辟谣，仍有听信谣言的家长表示不敢给孩子注射疫苗，其传播态势一度失控。
从几年前SARS爆发后民众疯狂囤盐的闹剧到如今对接种疫苗的过度妖魔化，都彰显着谣言的力量。
“疫苗之殇”催生了好多条10万+的微信文章阅读，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于问题疫苗事件的调查结论以及相关的权威信息发布过于缺乏，有关部门迄今为止也未能向外界清晰地透露问题疫苗的去向。
谣言一旦贴上“怜悯”、“爱心”之类的标签，其蛊惑性就大大增加，其传播范围也会增大。一旦被辟谣，爱心便被残酷地伤害了。这种伤害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以爱之名”伤害的恰是爱心。当前中国慈善所面临的困境，也正是“塔西佗陷阱”的具体体现。
徐贲在《信任的制度和个人责任》一文中谈到：“对社会个人信任度心理摧残作用最大的，是那些本应与主持社会正义最有关的领域，如司法、新闻、教育等。”
“信任危机”会引发“信仰危机”：政府“总不被相信”，网民“总不信”，最终，不光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丧失，还将导致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认同体系崩塌。
除了蝴蝶效应带来的秩序失范以及塔西佗陷阱导致的信任危机，随着民众参与意识增强，网络谣言引致的网络群体性事件频现。
有研究者强调，网络社会的扁平化、去中心化，使网络动员快捷迅速，但网络场域中的权力博弈，重构了权力配置，网络动员的结果往往表现为无序的政治参与和非理性的集体行动。
另外，网络谣言还有可能使社会问题“网上冒烟网下燃”，特别是突发事件后的网络谣言，通过强大的网络动员能力，对群体性事件的升级也起了催化作用。
更为深层的是，由于网络谣言产生的网络暴力，曲解真实民意，直接侵犯相关群体权益，间接绑架社会舆论，会干扰网民客观理性看待相关事件，使得社会运行增添了软暴力风险，进而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本文转自：温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