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和我们都在变 总体上越变越好

潘祝平摄

　　人物：文香哲

　　年龄：44岁

　　籍贯：湖南石门

　　职业：温州商报记者

　　我是湖南石门人，1993年南下广东打工，亲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挤火车、坐汽车”的春运。2001年，我来到温州打拼，第二年成为本报记者。2008年，我在回家途中遭遇雪灾，写了三篇《回家日记》刊发在本报上。

　　今年是我第20个春运之旅，因为买了一辆车，就和老乡们组了一个三辆车的车队，昨天早上六点半，我们从温州出发开往老家。按本报春运策划的要求,我也来讲讲自己的春运故事——

　　百度“春运”，有关春运客运量最早的数据是1994年(12.2亿人次)，而我的春运记忆是更早的1993年。

　　1993年大年初六，我们一行七人从株洲挤上开往广州的火车。车票是托关系买的，但只买到三张卧铺，卧铺当然给女生。车票捏在女生手上，因为帮她们拎行李，我们男生都乘机混上了卧铺车厢。

　　上车后，几次查票都躲过去了。夜深了，“带头大哥”说，应该不会查票了，大家轮流休息一下吧，我便爬到上铺躺了下来。似睡非睡之间被叫醒：“查票！”于是露了马脚。

　　我被乘警长带到办公室调查。我想不出什么理由能博得他的同情，只好如实回答。我的回答显然不能让他满意。一会儿，火车在郴州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停下来加水，便有人恶狠狠地说：再不老实，就把你从这扔下去。

　　乘警长反复问我，车上有没有人收了我的钱，我说没有。见实在问不出什么，他便跟我“拉起家常”来。当得知我们是一群大学生，要去经济特区汕头打工时，他的语气变得温和起来，非要我把文凭拿来给他看看。看了文凭之后，他还说些勉励的话：“你是师范大学毕业的，特区很需要老师，好好干吧！”然后要我回到硬座车厢去。我走到门口，见上了锁，便折回卧铺车厢。心想，几个小时就到广州了，不要再被逮着就好。

　　没想到，我早在列车长那里挂了号，因为乘警长说了他“管理不善”，收了“保护费”，放了很多人到卧铺车厢。我也不知道还有这些猫腻，而他又没收我的钱，正好把气都撒到我身上。

　　然后……我被“扔”到硬座车厢。在这条狭窄的过道里，不知横七竖八挤了多少人。反正我进来时，一下就踩到别人的脚，而另外一只脚就怎么也找不到落脚点。两只脚交替“金鸡独立”支撑了半个多小时，才有了“立足之地”。更可气的是，不时有餐车推过来售卖东西。餐车推不动，服务员就硬顶着餐车走，首当其冲的人受不了，纷纷施展张无忌的“缩骨功”避让，大家挤得气都透不过来。

　　过道旁边就是卫生间。有个女孩子不知费了多大劲才挤到卫生间旁边，当她看到卫生间内已经挤了五个大男人时，眼泪夺眶而出。不知过了多久，又有恶臭袭来，听说有人已经拉在裤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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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终于到了，我像从地狱回到人间，感觉空气是那么清新，人可以自由走动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有人说，不亲历春运，就不懂中国，也不算真正的中国人。20年来的春运，我始终是亲历者。我感觉春运在变，中国在变，我们每个人也在变。总体上，都在变好。

　　坐火车怕拥挤、恨票贩子，坐汽车怕霸王餐、恨卖猪仔。但随着公路、铁路高速发展，铁路提速以及火车票实名制、电话网络售票等举措，不仅坐车时间缩短了，舒适度提高了，票贩子的市场也越来越小，霸王餐、卖猪仔基本绝迹，火车卫生间挤满人也早成为历史。

　　“淡化管理，强化服务”、“公平、公开、透明”，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汇今天已是耳熟能详。春运期间火车票也从涨价到不涨价再到降价。作为我个人，从只能挤火车坐汽车，到能选择买火车硬卧、软卧和坐飞机。

　　火车票电话网络售票后，作为新闻记者的我也找不到关系，也买不到票，但还可以选择自己开车回家。记者文香哲

　　昨晚7点半，编辑与文香哲取得联系。他在电话里说，因为沪昆高速萍乡段(江西和湖南交界处)发生了车祸，车队堵在那已经一个小时了。

　　这是他昨天经历的第二次大堵车，原计划昨晚9点到家，现在看来即使接下来的路途一切顺利，也得到今天凌晨一点才能抵达。“幸好几个老乡轮流开车，分担不少压力。”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