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院里的春节：怕给孩子添麻烦不回家过年

　　编者按：幸福过春节，各有各的年味儿！春节七天，温州网推出《我们的节日——温州人新春访谈录》特别报道，每天一篇访谈，每天一位人物，听TA们讲述不一样的蛇年春节，感受TA们不一样的春节Style，聆听我们节日里的故事。　

　　温州网讯2月13日讯（记者 赵乐韵）香港电影《桃姐》将镜头对准了老人院里那些颤颤巍巍的孤独老人。除夕，礼花在夜幕炸开，轰轰作响。而老人院内，却有些孤独寂寞，日前记者走进他们的生活。

　　温州飞鹏老人院，共住着80位老人，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这个春节，只有3位被家人接回家过年。

　　前几天，老人院刚给老人们办完了分岁酒，大家聚在一起吃了几桌。接下来，就没有别的活动了。除夕夜，大多数回不了家的老人们就会像电影里那样，伴着窗外城市嬉闹的声音，一个人在黑暗中沉沉睡去。

　　管理员阮爱川在这里工作了十三年，对于春节这种高比例“回不了家”的现象已司空见惯了。她告诉记者，几乎年年都有一大批老人没法儿回家过年，即便是幸运地回家吃了顿年夜饭，当天晚上或者隔天就会被马上送回来。

　　她将这里的老人分成“质量好”和“质量差”两类。质量好是指身体灵便，头脑清醒，生活能自理的，质量差则是指中风瘫痪或者是老年痴呆等行动不便的。

　　“质量好的也基本是有家难回，质量差的就更没办法回去了。人啊，老了老了，最后连一张自己的床也没有。”50多岁的阮爱川告诉记者，在这里工作，看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对自己的未来常常产生担忧。

　　“这个老人瘫痪了，没办法说话，那个也不行，都多久没人来看了……”一路上，阮爱川向记者介绍了房内的一条条衰老生命的状况。

　　最后，她的脚步停在了一个亮着灯的房间外。“这两位老人身体还不错，你可以采访他们。他们的情况就是我们这大部分人的情况。”

　　潘秀华，81岁， 4年前住进老人院。除了去年脚摔坏了回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外，其余时间都一个人住在老人院。除夕夜，她说自己会看春节联欢晚会，但年纪大了，一般看到9点就支撑不住了。

　　记者：“为什么不回家？”

　　潘秀华：“回家？住这一晚上，他们还得给我铺个床，麻烦，怕给他们添麻烦。”

　　记者：“自己家的孩子还怕麻烦？”

　　潘秀华：“他们结了婚，有了媳妇儿，那家就不是我的家了，呆在一起总会不自在，被人嫌。”

　　记者：“您会感到寂寞么？”

　　潘秀华：“寂寞，怎么说呢，习惯了吧，不寂寞了。”

　　记者：“现在过年，还有年味儿么？”

　　潘秀华：“有啊，过年总是高兴的，我们昨天还去集市上买了些年货。”

　　她边说边把瓜子、瓯柑、盐津橄榄等零食拿出来。“吃啊孩子，吃啊。”

　　管理员阮爱川小声告诉记者：“她们现在就把这里当家了，年货每年都会准备起来，有个什么客人来就特别高兴，拿出来招待。”

　　潘秀华满头白发，但身体硬朗。老伴20年前去世，4年前老房子拆迁后她曾去儿子家住了一段时间。回忆起这段时光，她感到的不是温暖而是疲惫。

　　“住在一起不能白住啊，我还要给他们做家务，买菜烧饭，带孩子……饭烧软了硬了的不合胃口又要被说，想出去办点事情会个朋友的也要被说，很累。后来我索性我搬到这里来，自己顾自己，还省力。”

　　4年来，潘秀华拿着每个月2130元的退休金，自己支付老人院的费用。她的房间里墙壁上分别挂着60、70、80岁生日与家人的合照。墙上还挂着老日历，每过一天，她就撕一张。采访时，她坐在床上，头发因刚睡醒而异常凌乱。与墙上挂着的照片相比，岁月的痕迹异常醒目。

　　记者：“孩子孝顺么？有经常来看你么？”

　　潘秀华：“有看的，但孩子大了真就留不住了，毕竟他们有了自己的家，而我的家，就算在这了。”

　　采访时，潘秀华的大儿子正好拎着一带汤水来看望。记者问他：“这春节带母亲回家过么？”他只是笑笑，没有表态。

　　与潘秀华相比，室友杨珍燕的故事就更加坎坷了。她说，9年前，家里三套房产被大儿子先后倒卖霸占。最后，因忍受不了大儿子和儿媳的辱骂，她和病重的老伴一气之下搬到老人公寓住，先后辗转了3个地方。2007年，老伴因病去世，死在位于吴桥路上的一个老人公寓的房间内。老伴的离去，让杨珍燕对未来更加恐慌。

　　“当时我才60出头，住老人院的时候大家都问：‘这么年轻，你住过来干嘛？’我只好在心里流泪啊，能怎么说呢，说出来不是丢人么？”

　　在飞鹏老人院住的这几年，大儿子只来看过她两次，而这两次都是因为房产的事情‘有求于她’才来。房产办妥后，便再也没有来过。杨珍燕打他电话，他也不接。这些年住老人院的费用都是自己社保的钱。

　　说起大儿子和儿媳，老人还是十分激动。絮絮叨叨地说了半个多钟头。末了，她说了句：“说这些都只是为了出口气，有什么用呢？”

　　记者：“您对他还有感情么？”

　　杨珍燕：“他小时候很乖很听话的，后来娶了媳妇儿就变了，我问过他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他也不说话。”

　　记者：“想回去过年么？”

　　杨珍燕：“想，但没地方去。回不去。”

　　记者：“那你还有什么念想？”

　　杨珍燕：“总还是想呆在孩子的身边，老伴走了后，我和小儿子说，我到了‘最后’怎么办呢？也就死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答应我说，等生活宽裕了点，给我弄个小房间。”

　　记者：“那您相信他说的话么？”

　　杨珍燕：“总是这么想着吧。”

　　在随后的零星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不回家过节的原因就是怕给孩子“添麻烦”、“怕打搅他们”，还有不少人因为把房子让给下一代住，自己搬了出来却再也回不去了。

　　“我的床啊，东西啊，都被扔到垃圾堆了，回去睡哪里呢？都不要了，都不要了。还是呆这里好。”一个90岁，牙齿几乎掉光的老人颤颤悠悠地说道。

　　采访结束时，管理员阮爱川告诉记者：“这些老人都活的很明白，他们都跟我说，住在这里就是为了等‘最后的那一天’。他们说，人都有那一天，怕什么呢。反正都是一个人走。”

　　对他们来说，衰老似乎比死亡会更恐惧。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目送》中有一段描述孩子与父母缘分的话——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留一个问题给你：“作为子女的我们，在人生这条路上，有没有经常回头看看身后渐渐苍老的父母？别让‘桃姐’们老无所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