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改院院长迟福林：中国城镇化的路径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新华访谈”。城镇化是近期的热门话题，它为什么会在我国这一历史时期出现，又将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我们有幸请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请他给出精彩的解读。

　　迟院长您好！

　　迟福林：您好，非常高兴接受你们采访。

　　主持人：我们知道，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将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可能首先要理清楚，那就是什么是“城镇化”？您能跟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迟福林：城镇化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在西方，城市化和城镇化没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国家原来有规定，多少人口的算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多少人口的算城镇，所以中国提出了城市和城镇的区别。本质上来说，城市化和城镇化没有很大区别，只是从我们国家来看，叫城镇化比较适合国情。城镇化本质是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城镇化本质就是五个字——人口城镇化。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聚的一个过程。所以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核心、本质。人口城镇化必然带来三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镇转移，比如教育、医疗，城镇的各类服务体系会整合。第二个是部分农村地域变成了城镇。中国是农业社会，农村占的成分比较大，未来随着城镇化发展，部分农村区域会逐步变成城镇。第三，随着这样一些变化，城镇化规模和质量存在不断提高过程。

　　主持人：我们国家强调城镇化这个目标是基于什么现实情况提出来的？

　　迟福林：我想有六个字可以概括：需求、作用、潜力。怎么看待需求？城镇化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城镇化是个大战略大问题大方向，首先是有需求。因为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可是我们的城镇化，即使到去年年底，也是52%左右，离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一般的水平，至少还差10个百分点左右，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是我们的现实。第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的自身发展需求上来了。2亿多农民进入城市，需要在城市住得下、留得住、生活得好，真正成为城市的居民。我们现在人口城镇化率比较低。人的发展需求也需要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第三，我国处于现代化进程当中。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实现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城乡一体化，就是要以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农村社区，也是城镇化的发展才能使农村变为社区化，这是现代化发展过程。所以城乡一体化，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对城镇化提出了现实需求。

　　第二，作用。我们说城镇化是一个大战略。城镇化对中国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是一个最大的载体。只有人口城镇化到了一定阶段，整个城市相关结构，比如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才能够形成，由此使得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在内外市场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要走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路子，关键在人口城镇化。比如说农民工市民化，一个农民工变成市民，配套的基础设施最低按10万元来算，我们现在2亿多农民进入城市，假如到2020年又有1亿多农民进入城市，将近4亿农民变成城里的居民，仅这一项带来的投资达到40万亿左右。第二个战略作用是中国现在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最大的问题是要协调利益关系，中等收入群体偏低。现在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整个人口23%左右，和社会发展远不适应。怎么才能使更多的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呢？城镇化又是一个最大的载体。只有在城市里，人们从事更多相关服务业，受到更好的教育，才能产生比较好的收入，城镇化也是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建立橄榄形社会结构的主要载体。第三，城镇化是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让人们过上现代化的生活，现代生活的标志就是城镇化水平提高，质量规模提高。

　　最后，我们有条件做。城镇化处在30%-70%的时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有人说中国城镇化发展得快了，为什么快呢，有各种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的一个客观规律是城镇化处在30%-70%之间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城镇化现在只有50%多一点，因此未来10年-20年，城镇化还有10个-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提出城镇化强调城镇化，使我们有条件以年均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发展城镇化。未来10年-20年中国城镇化还会处在一个较快增长的阶段。

　　主持人：我们知道城镇化并不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包括很多方面和层次组成系统工程，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由哪几个部分组成？

　　迟福林：我们强调人口城镇化，就是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又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载体、条件、基础。人口城镇化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经济社会各方面全面发展。比如第一，城镇化就是要形成与城镇化相适应的产业结构。我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占比偏低。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服务业大概在70%左右，我国十多年来徘徊在40%左右。所以城镇化一定要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才和城镇化需求的产业基础相适应。第二，城镇化的一种生活，要着重的，是一种文化。有质量的城镇化，其中一点是城市的教育文化医疗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由人的发展带来的。为什么农民进城，就是要享受更有质量的生活。什么是更有质量的生活，就是有比较好的教育、医疗，同时有一定的文化环境。所以城镇化必然带来教育医疗文化等的发展，这是城镇化有质量的重要核心。第三，城镇化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里由城镇化会逐步走向市民化，就是公共治理。各类社会公益组织，社会组织，公民参与社区活动，参与社会治理，从而走向一个人的现代化的过程。城镇化伴随社会结构调整，以公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需要调整变化发展。

　　主持人：网上很多人认为，我国加快城镇化之后，房价还会进一步“高歌猛进”，能否先请您预测一下，城镇化必然会带来房价上涨的后果吗？如何来理清城镇化和房价之间的关系？

　　迟福林：我想首先说明一条，房价的过快上涨，不能归结于城镇化本身；过快的房价上涨，市场继续扭曲，是不利于城镇化的。这两句话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要看房价过快上涨的主要原因在哪里。城镇化给房地产提供了发展空间，是基础，但是这些年来，房地产市场的结构不合理，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上涨，有自身很多原因。比如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是土地财政，所以就要抬高土地价格。这些年房地产结构里，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建设速度和需求不相适应，相反投资性投机性需求发展很快。由于我们资本市场投资工具比较少，相当大的投资进入房地产业，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推动了房价过快上涨。

　　怎么来理顺？随着城镇化发展，我们对房地产市场要有理性分析。第一城镇化发展增加了对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农民工进入城市，需要保障性住房，这就需要政府在保障性住房中起到主导作用，国有资本起到主体作用。房地产结构要和城镇化发展相适应，政府毫无疑问要扮演重要角色。第二，要引导房地产合理投资，该归政府管的，比如加大保障性住房发展是政府责任；改善性住房需求，需要市场，需要国家引导；投资投机房地产，要实施适当限制干预。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城镇化对政府在房地产市场，尤其保障性住房建设中责任增大了，另外一个方面使房地产市场呈现复杂结构，该归政府的要归政府，该归市场的要归市场。既不能够对市场放任使房价过快上涨，也不能使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的房地产市场否定掉。我们需要房地产市场，更需要有序的房地产市场，更需要在房地产市场中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所以这样可能既会控制房地产市场价格过快飙升，同时又使房地产市场发展，市场结构适应城镇化以后老百姓对住房的基本需求。

　　主持人：我想，老百姓谈城镇化或谈房价，其实反映的是一个根本的期盼，那就是富起来。这个富裕不是体现在具体收入多少，而是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多服务的同时，还有更强的消费能力。假设一个人工资收入不高，但是医疗教育住房都能够有保障，物价水平也比较稳定，感觉“有钱花”，这也是富裕的体现。您认为，城镇化过程中，应如何来满足老百姓对于富裕生活的期盼呢？

　　迟福林：老百姓对富裕的期待是大题目，我们回到现实来看，哪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农民工市民化。进到城里的人进来了要留得住、住得下、生活得好，一个前提是农民工市民化。最近3年-5年，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是能不能户籍制度改革，全面落实，有所突破。第二，同农民工市民化相联系，就是城镇百姓需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共十八大承诺，到2020年初，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教育医疗等没有后顾之忧，生活才比较安心。第三，城镇化过程中，反映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现在需要加快加大收入分配改革的力度，使得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到2020年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这十分十分重要，也是改革发展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最突出的矛盾，广大中低收入群体最大的期盼。

　　主持人：收入倍增是老百姓十分关注的，要想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要抓住哪几个关键问题呢？

　　迟福林：整体说，如果城乡居民未来8年年均收入增长7.5%左右，那么倍增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这个倍增是什么基础上的倍增。第一，倍增不是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础上的倍增，也不是现在格局下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为重点的国民收入倍增。就是到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由目前的23%增加到接近40%，这样就是确实有国民收入倍增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关系。我这次政协提案中有一条，就是建议国家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国家规划。第二，老百姓担心，不要收入倍增了，物价水平却比倍增还倍增。我们要使物价保持在较低水平，比如说在3%左右，最高不能超过4%。其次如果物价水平有所上涨，那么一定要采取办法使老百姓倍增不是虚的，要给老百姓实际的补贴。未来政府在收入倍增中，一定要使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倍增，而不是虚的。第三，这个倍增未来要得到认同的话，收入分配秩序上要公开透明，建立良性收入分配秩序。现在各种灰色收入非法收入比重不小，很突出，收入分配不公矛盾很大，老百姓关注很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一定要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收入分配体系，使大家看得着，对自己的收入有一个认同。否则，即使我得到倍增了，而你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比我的倍增还倍增，那么百姓是不认同的。我想这三个方面很重要。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收入公平和透明的问题，有什么具体措施能达到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呢？

　　迟福林：前不久国务院批复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里面提到很多好的原则，但是需要具体化。现在老百姓需要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但是更需要公正公开透明的收入分配体系的建设，这个更重要。因为我们的腐败还比较突出，收入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是影响大家信心的，也是产生利益矛盾的焦点问题。

　　那么怎么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秩序？第一条就是财产的收入分配，有一个公开的申报的体系建设。现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提出来了，这个体系建设应该提上日程，具体化。第二，官员的财产申报逐步实现公开，这个是重中之重。大家关注的焦点。未来会采取措施着力解决这个问题。第三，最大的就是行政开支要透明，政务公开，全面彻底地加大力度实现政务公开。政府行政开支占的比重很大，这是纳税人的钱啊，纳税人要知道这个钱花到哪儿去了。中央一再强调建设阳光政府，全面实行政务公开。现在大吃大喝得到了一定抑制，但是更重要的，公款消费到底有多少？社会需要得到这样一些公开的信息，对政府采取社会监督，才能找到一个治本的办法。

　　主持人：城镇化并非是我们一个国家面对的情况，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这一过程。有什么模式可以参考？我们要避免前人的什么弯路？什么才是我国城镇化的正确路径呢？

　　迟福林：中国的城镇化和国际社会有共同之处，都要走人口城镇化路子，从中国现实情况看，城镇化一定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既不能象拉美过快城镇化，造成城市大量贫民窟这样的“拉美病”，同时也不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使农民工进城了多少年也没有解决身份问题。所以城镇化要保持较快的，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速度。速度很重要，脱离实际的速度是要出问题的。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政绩观下，要特别注意这个倾向。另外，如果城镇化速度过慢，那显然也不适合。第二，必须牢牢把握“人口城镇化”这样一个核心本质，制订人口城镇化的政策。比如说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样一些事情是人口城镇化需要配套的一些制度建设。拉美在这一块是有严重教训的。中国现在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城镇化前些年规模很大，但是围绕人口城镇化的一些相关政策制度严重不到位，所以抓住人口城镇化的核心，制订相关政策体系十分十分重要。第三，必须使城镇化有坚实的基础，不是一个空洞的城镇化，不是一个口号。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比如说服务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应该制订城镇化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尤其是城镇化过程中，比如说中等收入群体，一定要占到一半左右，这样的城镇化才是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城镇化。总的意见，城镇化是一个大战略，需要结构性的政策和结构性的改革相配套。

　　主持人：非常感谢迟院长接受访谈，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