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严查“中国式过马路”引发代表热议

　　【代表名片】

　　许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薛少仙：全国人大代表、台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胡季强：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戴天荣：全国人大代表、祐康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傅企平：全国人大代表、奉化市滕头村党委书记

　　王月英：全国人大代表、湖州市公交公司3号线路驾驶员

　　浙江日报北京3月14日电“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和斑马线无关。”最近，我省各地纷纷拉开城市道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的大幕。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对‘中国式过马路’等不文明行为要像治酒驾一样严查。”连日来，我省代表对此热切关注。

　　安全，来自遵守法规

　　是什么原因导致交通参与者出现各种不文明行为？除一些交通设施设置不合理等客观因素外，交通安全意识淡薄是代表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提起行人乱穿马路，驾驶了近15年公交车的王月英代表很是头疼。她就目睹过一次险情：一位行人在红灯亮起时穿越马路，结果和一辆大货车擦肩而过。“我真替那位行人捏了把汗。”正是有了开车的经历，她自己在过马路时格外注意。“不管有没有协管员，我都要等到绿灯亮起时才过马路，而且走人行道。随意穿行看起来图了一点方便，实际上是对自己和机动车驾驶员不负责任。”

　　“何为安全意识？从交通来说，就是高度注意的义务。”代表们举例说，比如大货车司机要注意到自己车辆的特殊性，在遇到小型车辆时减速慢行；机动车在看到行人时主动慢行。但现在很多交通参与者没有认识到自己应尽这种高度注意的义务。

　　“不遵守交通信号、不文明出行，这种‘交通症’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病。”胡季强代表认为，交通行为其实反映了一种社会心态——浮躁，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利。这种心态反映在交通行为上，就是行人闯红灯、机动车司机随意超车、超速行驶等。从社会层面上来说，普遍缺乏一种注重安全的意识与平和的心态。

　　傅企平代表认为，一些交通参与者规则意识不强，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导致各行其是。对此，他建议交警部门建立相关档案，记录非机动车的违规行为，类似于银行的信用记录，在非机动车驾驶者考驾照、交通肇事理赔等处理中，重点参考该信用档案，或定期公布，从道义角度加以制约。

　　治理，多些人文关怀

　　如何树立遵守交通信号、安全文明出行的交通安全意识、法制意识？大家认为，加大处罚力度可能会在短期内取得效果，但不是治本之策。傅企平代表说，“罚不责众”的观念一直存在于群众的头脑中，所以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

　　戴天荣代表说：“现在的交通管理已经使用了很多技术手段，比如通过电子眼拍下违法行为，继而进行处罚。但是，这种方式也会给交通参与者一种思维——因为害怕电子眼才不违法，如果没有电子眼，就可以随意行驶。也就是说，在处罚的模式下，交通参与者是因为担心受罚才遵守规则，而不是自觉遵守。”他说，杭州这些年推广礼让斑马线活动，注重营造人人守法谦让的氛围，取得了不错效果，可以尝试在更多地方推广。

　　胡季强代表说，树立交通安全意识、法制意识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宏观的，即从问题根源入手，解决社会心态浮躁问题，确立一种和谐的价值取向；另一种则是从孩子抓起，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孩子的交通安全意识、法制意识，让孩子从小就知道遵守规则的重要，并通过孩子来影响家长。

　　薛少仙代表认为，树立交通安全意识，一方面需要执法者严格执法，杜绝以罚代管；另一方面需要增强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在制定交通规划时，充分征求群众意见。社区居委会要发挥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增加交通管理的内容，让社区居民参与到交通管理工作中来。

　　文明，需要从我做起

　　交通文明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

　　许江代表讲起一件亲身经历：一次在德国，因为没留心，他过马路闯了红灯。这时，身后的一位德国老太太朝他叫喊，他才意识到是闯了红灯，赶紧从路中央走了回来。他注意到老人身边站着一个孩子，老人说：“孩子说啦，您能闯红灯，他为什么不能过去？请你回来，是为了帮助我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

　　许江代表说：“一个地方变成一座城市容易，一个人变为城市人不容易。”由这个例子，让他联想到交通文明的形成，需要教育引导，“我建议组织各行各界围绕文明出行展开大讨论，各抒己见，最终形成全社会的共识，这不仅是文明办、交管部门、媒体的事情，更需要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长期共同的努力。”

　　“交通文明要从我做起，充分发动社会的力量。”王月英代表说，除了个人，还有广大社会组织都应该积极主动宣传交通文明。

　　党员干部更要从我做起。代表们说，首先，公务车辆要带头遵纪守法，杜绝“特权思想”；其次，汽车文明也是交通制度、交通体系、交通设施的文明，需要政府部门主动作为、逐步完善，“因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最大限度预防和避免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是实施文明交通的根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