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王”案件之秘（1）：“八大王”之来历

　　温州网讯 温州模式影响最为深远的阵痛，当称柳市“八大王”案件。

　　时间：1982年。

　　影响：震动整个温州，影响浙江，波及全国。

　　虽然，关于“八大王”案件的报道不少，但案件的不少秘密还没有完全揭开，因而作为温州模式阵痛的一段历史，不能不再说一说。

　　“八大王”名单

　　有两个版本

　　“八大王”案件的第一个秘密，就是“八大王”的来历。

　　乐清柳市八大王案件，是在1982年5月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尤其是乐清的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受到“左”倾思潮质疑。那时候浙江省内开始有种论调，认为温州是在“刮资本主义的歪风”。当时有个传言，“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隆(指乐清下属的一个行政村-编者注)”，需要“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1982年，全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浙江就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一作为重点，就把乐清划为重点；乐清一作为重点，就把柳市划为重点了；柳市一作为重点，就把“八大王”作为重点了。省里派了工作组，坐镇指挥严打斗争。

　　这里有个问题必须要说一说清楚——有的报道曾明确说，“八大王”案件是乐清县委决定的。这个说法不对，不符合历史事实。“八大王”案件，并不是当时的乐清县委决定的，而是浙江省到乐清坐镇指挥严打斗争的工作组决定的。当时乐清县委因为坚持不同意打击“八大王”等，还致使被无情改组。

　　据时任乐清县委副书记、后担任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德的回忆，原乐清县委跟省里派来的工作组意见分歧很大，以至开常委会的时候，省工作组坐一边，县里领导坐另一边；省工作组指责一个问题，县里就反驳一个。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对“八大王”的处理问题。

　　省工作组认为柳市“八大王”是在搞投机诈骗。理由很简单，你赚钱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八大王”的事情，县里跟省工作组争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用。结果7个人被关了起来，最重的判了7年徒刑；还有1个人潜逃在外，不敢回来。

　　说柳市“八大王”，就要先说他们的来历，他们到底是哪8个人，又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当年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又怎么严打到他们头上来的？

　　按照当时的历史，柳市“八大王”分别是：

　　“螺丝大王”刘大源、“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八大王”分别是：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电器大王郑元忠。

　　在这个版本里，是用“电器大王”郑元忠、“合同大王”李芳平，代替了“翻砂大王”吴师濂、“胶木大王”陈银松。而胡金林呢，则变成了“五金大王”。

　　那么，当年的“八大王”，到底是哪八个人呢？

　　正宗“八大王”

　　源出一家电器厂

　　根据当时柳市严打当事人的说法，按照当时乐清县委领导的回忆，乐清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整理的一份材料，特别是1984年6月14日由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印行的《情况简报》，郑元忠并不在“八大王”之列，李芳平也不在“八大王”之列。

　　而据当时柳市工商所工作人员的说法，以及时任温州市委领导的说法，郑元忠在“八大王”之列。

　　到底哪个版本是真实的呢？

　　经过反复求证，我终于弄了一个明白，郑元忠是柳市当时的一个“大王”，也被严打通缉，还坐了100多天的牢，属于“八大王”案件之列，但不在最初的“八大王”之列。因为，这个“八大王”案件，最初所确定打击的8个人都挂靠于一个电器厂的。

　　而这个来历，要从柳市的反修工艺社说起，要从反修工艺社的创办人石锦宽说起。就是这个石锦宽，负责创办了反修工艺社(后改名为通用电器厂)，也一手造就了“八大王”。因为，“八大王”都出在这个电器厂所属的门市部(车间)，都是这个电器厂的挂户成员。

　　石锦宽原是柳市镇一个居委会的负责人。1969年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边插队时，他曾动员80名知识青年响应号召。3年后，知识青年纷纷回乡，遇到了就业的困难。石锦宽急知青之所急，想知青之所想，看中当时在温州刚出现的家庭作坊模式，就断然以居委会的名义申报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取名为反修工艺社，到上世纪70年代末改名为柳市通用电器厂，而他自己则一直担任工艺社和电器厂负责人。第一批员工与管理人员基本是支边回乡的青年，后来又有一些没有职业的镇上居民加入。

　　柳市通用电器厂由32个门市部或车间组成，经营以低压电器为主要产品的产销售各种业务。因为员工们大多是知识青年，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有魄力，抓住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企业发展很快，到1979年产值达到了1个亿。作为一个镇里的街办厂，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啊！

　　反修工艺社和电器厂采取挂户经营的方式，下设门市部和车间，各个门市部和车间都独立经营，工艺社和电器厂则负责对外销售和管理账目，每个车间每月向通用电器厂缴纳30元的管理费。起初只有10来个门市部(车间)，后来发展到由32个门市部(车间)，如电器车间、旧货车间、翻砂车间等。电器厂的发展出人意料得快，到了1979年，这个厂的产值已经达到了1个亿。它的汇款额曾占当时柳市信用社的三分之二。为了树立榜样，发展生产，从1980年起，石锦宽在厂里开始评比先进，按照32个车间分属于10个不同行业系统的特点，每个行业系统评选一个先进车间(门市部)，共评10个营业额最好的车间(门市部)，对车间(门市部)经营者予以表彰。那么叫一个什么称呼呢？石锦宽想不落俗套，来一个创新，既响亮，又气魄一些。有人向石锦宽建议，干脆就叫做“大王”，是什么车间(门市部)就叫什么大王，电器车间(门市部)的就叫“电器大王”，旧货车间(门市部)的就叫“旧货大王”，“目录车间”(门市部)的就叫“目录大王”，并写在奖励他们的热水瓶上。石锦宽对此连声说好，就在表彰时树了10个“大王”。于是，柳市也就出了“电器大王”胡金林等“十大王”，形成轰动，远近皆知。其中最为有名的，有胡金林、程步青、叶建华、吴师濂、郑祥青、陈银松、王迈仟、刘大源等8个人。1982年，当严重打击经济犯罪斗争打击来临时，专程到乐清的省工作组，首先就把严打对象对准了“十大王”，不知是什么原因，是工作组手下留情呢，还是为了体现政策，只严打了“十大王”里的8个人，称之为“八大王”。先后抓了7个人，逃了一个人。“柳市八大王”案件也就由此而来，“八大王”之称也就由此而生。石锦宽也因“八大王”案件而受到错误的打击，通用电器厂最后也不得不关门。

　　“八大王”案件

　　抓了11个“大王”

　　当时柳市作为“大王”被抓的，还有另外3个人，一个是“电器大王”郑元忠，一个是“仪表大王”钱师雄，一个是“合同大王”李芳平。这三个人，都不是挂靠在柳市通用电器厂的，也就是说不是该厂那个车间或门市部的，而是当时柳市公社各个村里的供销员，自己开办了相应的车间或门市部。因为电器业务、合同业务和仪表业务接得比较多，也有人跟随着镇上通用电器厂的叫法，时髦地称他们为“电器大王”、“仪表大王”和“合同大王”。当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风暴刮到柳市时，打击也同样来到这3人身上，谁叫他们是“大王”呢！而当工作组到村里查案时，村干部把他们都推到通用电器厂，说镇上有人管这个事的，把责任推到了通用电器厂和石锦宽身上。于是，这三个人也就被归到了“八大王”案件。加上这3个人，当时柳市“八大王”案件所抓的，总共有11个“大王”。

　　这就告诉人们，当年“柳市八大王”案件涉及的，不只是8个人，而是有11个人。说郑元忠、钱师雄、李芳平他们3人也是“八大王”案件，这并没有错。因都属于“八大王”同一个案件，而社会上只知一个“八大王”，并不清楚到底是哪8个人，于是也就有人称郑元忠他们为“八大王”的。因为同样的原因，有些官员也有把郑元忠他们称为“八大王”。而郑元忠3人因并不清楚“八大王”案件的来历，也不免有自称为“八大王”的。这些都好理解。而泛指郑元忠等3人是“柳市八大王”，也并非说不通。后来郑元忠被作为“八大王”案件的一个代表，这也是一个历史，应予以肯定。而从严格意义上讲，当年的“柳市八大王”，应是胡金林、程步青、叶建华、吴师濂、郑祥青、陈银松、王迈仟、刘大源等8个人。这个，也不应含糊。

　　因为，当年的斗争对象从一开始就是明确指向这8个人的，“八大王”案件之名也是由这8个人而起的。

　　因为，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对历史的当事人负责。

　　“八大王”被抓后，如何定罪名，又如何被判刑？敬请关注明日报道。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