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办教育:摸到过河的“石头”
核心提示:教育,曾被视作中国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敢为人先的温州人,自改革开放以来,便不断地敲击着“壁垒”,试图在教育领域探路市场和未来……
教育,曾被视作中国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敢为人先的温州人,自改革开放以来,便不断地敲击着“壁垒”,试图在教育领域探路市场和未来。 ——题记
温州网讯 温州大学“三元券”,原本只属于温州人自己的记忆,却为温州乃至中国的教育改革,带来欲说还休的惊喜。
面向社会集资的“三元券”吸引了249万元社会资金、104万元个人捐资、403万元侨胞捐助……它不仅为温州大学建设筹集资金,更让人们认识到社会办教育的需求与渴望。
正是这种需求与渴望,集结了突破体制壁垒的力量;它足以由自发到自觉,最终打破各种复杂、具体、碎片化的困境,让改革先行者们摸到过河的“石头”。
从当年温州普通人捐“三元券”建温大,到如今以上海建桥学院为代表的“温”办教育,这一历程显示的,是温州人不断跨越制度壁垒的智慧,是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结合的实践,是改革的方法论。
(一)发轫之力
30年前,温州收获两个影响深远的决定:获批入列14个沿海开放城市,获批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
前一个,放开了温州人改革的步子;而后一个,触动了温州人的心。
大学是什么?那是温州人的一个梦。
改革伊始的温州,初等教育都无法普及,文盲、半文盲比例比全国高了近5个百分点,直至1982年,温州每万人中大学生才24名。教育成了稀缺资源:教室是危房、教师是代课老师;学生自家带条凳。一些学校,一个教室挤了90多人。
后来创办建桥学院的周星增,在那样的环境中成了万里挑一的大学生。
1979年,收到江西财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周星增还在种田,来不及洗掉腿上的泥巴就往家冲。乡里人也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但都替他高兴:考上状元啦!这是柳市湖头第一个大学生。
1984年,周星增大学毕业在贵州工学院开始教书。这时,温州终于开始筹建大学了。
有人说,你温州基础教育都没吃饱,还去想山珍海馐?
可温州人,就是敢想。
教育局资深干事金文斌那年被调到温大筹建办公室,就是来出点子破难关的。
钱,是头一道坎。
一翻账目,温大名下就三样财产:47.5万元拨款,6亩办校基地,一辆破旧的上海小汽车。
缺师资、缺校舍、缺经费……温大建设之初的困境,就是当时温州社会办教育的起点之一。
全省首家民办的春华幼儿园是乐清虹桥镇退休教师金爱莲和15名知青凑钱、借款办起的;温州第一所聋哑学校是苍南缪克强自筹资金办的;文成知青李道銮,变卖家产、抵押房屋、砍树造屋,靠自筹集资和政府补助创办了求知中学;后来乐清七里港8名农业专业户集资20万元,创办全省首家农民私立高中……在上世纪80年代,温州民办幼儿园发展到1500多所,民办中小学、高中、高职15所,这些自筹资金、自担风险的民办学校显示了民间办学的力量。
基础教育要办,被视为山珍海馐的大学更要办。钱不够?大家凑!
怎么凑?金文斌跑到市区松台菜市场做调研。“1元太少、5元太多,三元为好。”调查结果令人振奋,“温州大学基本建设三元券”由此面世。
一斤咸菜才卖几毛钱,卖咸菜的专业户阿云一口就认300多张,近千元:“建大学好。我儿子以后也可以读温州大学。”瓦市小学生捐压岁钱,永嘉农民捐了一生积蓄,藤桥山民卖了鸡蛋番茄买“三元券”……“三元券”,是民间办学力量的一次喷涌。
本文转自:温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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