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音炮对抗广场舞”的三个细节读民意

　　解决广场舞噪音污染问题，温州鹿城曾经推出《鹿城广场文化活动公约》，山东济南的大妈们则尝试过“耳机广场舞”这样的技术路线。但从这次的“高音炮事件”来看，广场舞作为一个“全国性难题”，尚未找到根本有效的解决办法。

　　其实无论是协商还是技术，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法律手段落实难。根据有关规定，噪音污染需要环保局专业技术人员现场取证，而执法权又在城管部门。据某城管部门负责人介绍“全部完成一次要6000元左右”。而跳广场舞的大妈们一年也就向领舞交个几十块钱的年费，而且就算被抓到了也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有恃无恐。在执法成本远大于违法成本的情况下，执法部门倾向于采取调解、协商之类的手段成为了必然。因为其行政资源是有限的，而通过强硬执法根治问题的成本超过了其承受范围。而作为最大受害方的住户，在投诉无门又一再被告知“要忍”之后，对噪音的怨气不断积累。此时有人提出交四五百块钱来一劳永逸地自己解决问题，住户也毅然同意。26万，可以视作这600多住户愿意为买个清静所付出的代价。温州的住户们这样的齐心令人玩味，它从一个侧面衡量出住户与大妈们的矛盾到底激化到了何种程度——须知在温州，很多小区的物业费都还收不齐。

　　此次事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在于舆论的反映。媒体所作的网络民调显示，超过88%的网友选择“支持业主”，这也符合此次事件新闻跟帖和微博评论中体现的意见倾向。排除近年来“扶不扶难题”、“坏人变老论”造成的老年人群体形象恶化，这一令人惊讶的数字体现出民意对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噪音污染的厌恶程度已经不亚于以“雾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和以“黑臭河”为代表的水污染。这一民意的转变意义重大。“高音炮”事件也许还不足以和“局长下河”、“马云堵车”一样开启另一个治理噪音污染的专项政府行动。但该事件体现出的民意倾向，将成为倒逼政府重新分配资源、加大噪音治理投入的一个重要力量。

　　但是，假如政府部门未能及时行动起来，那么这一事件中的第三个细节也许将会预示另一种可能性。在微博网友们“高招”、“建议出租设备”的叫好声中，笔者仿佛看到，不久的将来，一台台高音炮遍布城市楼顶，高亢急促的“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回荡在市区的各个角落。于是大妈们不得不撤退至经济条件较差的小区，调高音量继续“最炫民族风”。当地不胜其扰的居民买不起高音炮，很可能诉诸更为极端的手段——届时，恐怕政府部门再来治理，要下的就不仅仅是血本了。(文/陈立平)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