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一条马路的记忆--在上海静安看传统文化的都市生存

　　　【行进中国·精彩故事】

　　打从2014年初开始，邵光远就一直在忙，忙着找寻一条马路的记忆。

　　邵光远是个地道的上海男人，从小在上海静安区的弄堂里长大。弄堂有个文雅的名字：大同里。这是一片建于20世纪初的石库门式民居，天井式的三合院，藏在上海著名的陕西北路上。邵光远在大同里出生，在大同里玩耍，20多岁时搬离了这里，兜兜转转20多年，总是想念，忍不住又搬了回来。

　　宋家老宅。资料照片

　　邵光远第一次见到杨继光，是在陕西北路名人名街展示咨询中心，大同里的斜对面。杨继光是静安区文史馆馆长。

　　2013年，陕西北路正式挂牌中国历史文化名街。陕西北路，旧名西摩路，近代史上，宋氏家族、荣氏家族等达官贵人、洋商富贾、名流学者、爱国志士聚居在此，留下了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谈、蒋宋联姻等丰富的历史记忆。这里还曾是犹太人、西班牙人的聚居区。不到1公里的陕西北路，遍布名人故(旧)居、典型风格建筑、历史遗迹等20余处。

　　陕西北路被列入上海“永不拓宽的马路”，物态的文化留住了，无形的文化怎么办？50多岁的杨继光在琢磨。

　　马勒住宅(陕西南路30号)。资料照片

　　爱神花园。资料照片

　　那一阵子，静安区文史馆已经启动静安“口述历史”的工作。杨继光和偶然逛进来的邵光远闲聊，聊出了正题。静安的“口述历史”从大同里和陕西北路起步了。

　　一回到家，邵光远就翻出老电话本。联系不上的，就去弄堂挨个打听。打听不到的，再请街坊辗转询问。很快，当年的邻居、儿时的发小、大同里健在的第一批老居民的后人，一个个回来了，还有带着老照片专程从国外赶来的。

　　大同里居民邵光远端着记录本，当起了采访人。从小玩到大的弄堂，每个门牌里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98岁的陈治文，1926年前后随父亲陈子祯搬入大同里29号。陈子祯是上海当时面积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新式书场——沧州书场的创始人，他还创办了乐园殡仪馆、亚美电器厂、国华电器行，国华电台后来和亚美电台合并为亚美麟记广播电台，影响甚广。当时，电台就开设在沧州书场楼上，云集了一批沪上知名的滑稽明星和戏曲名家，每天电台播音后就在书场演出。陈治文记得，大同里29号的客堂间，常常就是电台的直播间。“越剧十姐妹”在这里录过音，《山河恋》也在这里演出过。陈治文后来还担任电台经理打理事务。2014年3月，邵光远找到了陈治文老人。

　　一年时间，邵光远采访了30多位大同里居民，搜集了几十万字的口述历史。

　　在大同里，邵光远一路走，一路滔滔不绝，讲他从老居民那里觅来的故事，讲他“踏破铁鞋”找故事的故事。听大同里的故事，昏黄的路灯下，每一扇窗、每一扇门有了更多的情致。

　　杨继光在静安区文史馆工作10多年，他遇到了许多像邵光远一样的同道者和参与者。

　　沿着陕西北路，从大同里往前走，便是上海市五四中学。每逢周二下午，五四中学的一间教室就成了鲁庵印泥传习工坊。鲁庵印泥第三代传承人符海贤，带着一群中学生从认识印泥、印章开始，学习制作印泥。

　　鲁庵印泥的创始人张鲁庵，是近代艺林的传奇人物。出生药商世家的张鲁庵，经营着家族的张同泰药号，又把张同泰开到了上海。由于经常和药材原料打交道，好金石的他着手研制印泥，历时10多年，创制了闻名遐迩的鲁庵印泥。张大千、吴湖帆、陈巨来等大家，都以用其手制印泥为乐事。至今，鲁庵印泥仍是上海市文物局、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等进行书画鉴定的重要依据。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鲁庵印泥只在很小的专业人士圈内被提及。2005年，一项大规模的抢救性挖掘在静安启动。2008年，鲁庵印泥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符海贤的父亲符骥良为张鲁庵的弟子，是鲁庵印泥制作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符海贤兄弟四人，从小跟着父亲学做印泥。父亲在世时，符海贤是采购原料的“小跑腿”，前几年父亲去世，符海贤开始真正研习鲁庵印泥的技术。儿时的耳濡目染，加上几年的用功，符海贤制作出来的印泥已和父亲的难以区分。

　　教中学生做印泥，一开始符海贤心里没底，孩子们会喜欢吗？一学期的时间做一小盒印泥，他们沉得住气吗？没想到，孩子们学得有模有样。第一期16名学生，四人一组，学期结束都交出了作业，还有第一期学完接着报第二期的，印泥更粘连出孩子们对诗书画印的兴趣。

　　为鲁庵印泥拂去尘埃，杨继光很欣慰。到学校讲鲁庵印泥，符海贤很开心。

　　走出陕西北路，看上海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顿有今夕是何年之慨。传统文化的都市存在，让大上海有记忆、有进步，灵动而又厚重，世界而又中国。

　　(光明日报记者李春林颜维琦)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