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受母亲影响 我养成了勤整理的习惯

　　温州网讯 母亲名叫沈素文，是瑞安人。她个子不高，讲话声音有些大，语速缓慢而沉稳。

　　在她那个年代，母亲就已经是个高中毕业生，平日里也爱看书，说起《红楼梦》来头头是道，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

　　我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那时，老家就在如今的市区铁井栏一带。父亲是钱庄总经理、永嘉县银行行长、瓯海医院院长，相比之下，母亲这辈子做的最大的官也就是社区居委会小组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热心的居委会大妈。

　　母亲“杀”死了

　　我心爱的金鱼

　　以前我不太注意母亲的工作，但她的公私分明却让我印象深刻。那时，我正在念中学，十几岁的年纪一旦有了什么爱好，总是带着几分狂热。我爱好养金鱼，家里的大缸小缸，养着几十条金鱼。

　　可是，不知怎么的，金鱼总是离奇“失踪”。后经我多次侦察，才发现是乌鸦捣的鬼——趁没人的时候，乌鸦把金鱼叼走吃掉了。这怎么办呢?我自作聪明，把剩下的金鱼都倒进家附近的水井里，这样乌鸦就吃不到了。每天放学，我就绕到水井旁，看上一会才舍得离开。

　　一天，我照例来到井旁，却发现我从乌鸦嘴边救下来的这十几条金鱼全都翻了肚皮——一旁的居民说，是居委会往井里放了漂白粉。愤怒伴随着惊讶，我快跑回家，找到母亲质问：“为什么要杀死我的金鱼?”妈妈平静地说，“水井不只是我们家的，更是邻居们喝水用的，每口井都要用漂白粉消毒。你养了金鱼，那大家怎么吃水呢?”可当时的我，只记得心爱的金鱼死了，母亲说什么都是“不近人情”。

　　几天后，失去金鱼的痛逐渐平复，我也理解母亲这叫公私分明。她也陪我去鼓楼附近又买了金鱼养在鱼缸里，并在缸口加上一层铁丝罩，提防乌鸦。为此，我还特地写了一篇周记，叫做《一件小事》。这也成为我成长中一件重要的小事。

　　两个儿子的

　　“太平洋警察”

　　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工作，就再也没有回温州长住过。母亲日渐年迈，1981年，我将她接到上海家中一起住。

　　我有两个儿子，母亲来住时，小儿子还在上海中学念书。学校是住宿制的，每个学期开学，老二该带的东西都是奶奶整理的。到了学期末，老二提着行李箱回家，里头有多少条毛巾、多少双袜子，奶奶都要一一过目。男孩子过日子粗糙些，经常丢三落四，少了的毛巾和袜子是随便乱丢还是浪费扔掉，奶奶都要问个清楚。

　　在家时，儿子偷懒不刷牙，把牙刷打打湿就想蒙混过关，奶奶也能从干燥的刷牙杯看出端倪：这小子又偷懒了!这让我两个儿子对奶奶有些害怕又有些敬佩，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太平洋警察”，因为奶奶管得实在太宽了!

　　32箱档案

　　完整得让图书馆工作人员讶异

　　母亲靠着她的细致、细心，操持着这个家。旧年热水瓶的塞子、不用了的纱窗……她都留着。这些小部件丢了，她能马上找出旧的来顶上。受她影响，我也养成勤整理的习惯，这对我的写作大有裨益。我的写作手稿至今保留完好，曾经采访留下的记录都整理成档案，已有32箱，方便写作参考、查阅。当我把这32箱档案赠送给上海图书馆时，工作人员也惊讶于手稿的完整。

　　1993年，母亲从上海搬回温州。几年后病重去世。这些年，我常常想起许多和她有关的往事。最让我佩服的，是她在“文革”时期表现出的坚强一面。那时，父亲被划为右派，不仅家里光景一落千丈，原有的佣人、厨师等都一一辞退，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母亲却没有一句抱怨。我感激母亲在困难时刻，默默承担的勇气。

　　我的母亲凭着良好的品格、对家庭的守护影响着我的为人、写作。这，就是最好的教育。

　　讲述人：叶永烈

　　职业：作家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