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是如何横空出世？读懂温州不死的中国价值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这是“温州模式”首次见诸媒体，被公认为是“温州模式”横空出世的标志。

　　自此，“温州模式”不仅成为打开温州这个创造了无数改革奇迹的“潘多拉盒”的“钥匙”，更是解读与剖析以发展市场经济为价值取向、以全民富裕为最终诉求的中国改革的最典型样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温州作为国家和浙江省多项改革的‘试验区’，是个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地方，是个能出经验、出好经验的地方。”他要求：“我对温州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希望温州把这部创新史继续写下去，探索新的规律，创造新的业绩，总结新的经验，为全省带好头，为全国作示范。”

　　值此“温州模式”3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策划了这组专题报道，从多个角度探寻身兼“改革先锋”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模范生”双重身份的温州带给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启示。

　　什么是“温州不死”的中国价值？

　　2011年11月18日，从四川来温州打工的老谭站在一栋在建高楼上，看着外面的滚滚车流。澎湃资料

　　30年前的5月，空气清朗，没有雾霭。作为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新闻系的3年级学生，我正焦虑于即将到来的期末大考。

　　我不知道，省城杭州以南300多公里外山坳里的温州，发生了一件大事：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温州模式”第一次见诸媒体。自此，南方的“珠江三角洲模式”成为大开放的先锋，而改革则以地处江浙的“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花开两朵。在这当代中国邓氏改革的三大底层突破的示范力量中，尤以“温州模式”的横空出世最为异端。

　　我也不知道，在此后的30年里，温州以及说着满口极其难懂方言的温州人，会成为我记者生涯的第一观察样本。30年间，我曾经32次穿行于这片躁动不安的土地。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可以让相恋的人离心，也可以令相濡以沫的老者阴阳两隔。30年足够长，“看资本主义到温州去”、“假冒伪劣的温床”、“温州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蒙老师”、“中国最盛产老板的地方”、“温州炒房团”等等，都成为过形容温州与温州人的前缀。真真假假、香香臭臭、黑黑白白，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没有一座城市能如同温州那样，总是以中国改革语境下最为坚韧的姿态，让人刻骨铭心、挥之不去。

　　为什么“温州不死”？什么是“温州不死”的中国价值？我们为何要纪念温州模式30周年？对中国改革而言，今天的温州仅仅只是行将消散的历史烟云，还是依然能够照耀我们未来的一抹光亮？

　　这些设问太过宏大。且慢，还是让我们一起听听两位温州佬的故事。这两位故事的主角与很多温州成功老板的差别在于，他们，都是失败者。

　　“不死鸟”的温州故事一：首富叶文贵

　　浙江出过两个“中国首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和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而温州公认最大的老板是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

　　年轻时代的叶文贵

　　但在30年前，温州的首富是一位精瘦干练、长相很乡土的苍南县金乡镇名叫叶文贵的男人。金乡原称金舟卫，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为防倭寇侵扰，建立了十华里长的卫城。后改称金乡卫。清康熙九年降为镇。这里土地稀缺，又地处天涯死角，多少年来都是远近闻名的讨饭村。1978年，新镇委书记到任的当天，金乡人贴出了这样的海报以示欢迎：“今晚召开要饭吃、要工做大会，敬请书记莅临指导”。

　　没想到，几年后，金乡竟真得变成了“金子之乡”。

　　作为金乡最早掘出了第一桶金子的人，叶文贵脑子鬼灵，有一手电工绝活。有点本事，又有了政策机会，就坐不住了。1980年起，他先后办了轧铝厂、高频机厂、压延薄膜厂、微机仪器厂、铅泊厂，办一个火一个，迅速积累的家财至少上千万元。那时候，宗庆后还在绍兴乡下的茶场种茶、烧窑，南存辉是走街串巷的补鞋匠，马云正因为高考数学只得了一分而泪洒考场。

　　叶文贵开始富甲一方，显赫一时，他的名气当年甚至盖过了后来的“浙商教父”——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费孝通在他的厂里转了三圈，说：“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加拿大著名机电学教授鲍勃惠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跑去看叶文贵：“在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

　　地方政府也注意上了他。县里领导几次登门，告诉他为家乡作贡献不光光是办好自己的厂子，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1984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消息说，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县政府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

　　个体私营业主竟当上了正经八百的堂堂父母官，这的确是破格，是只有温州人才做得出的中国改革“第一”。

　　叶文贵更忙了。除了管厂子、跑业务，还得不停地开会、开会。光荣感和兴奋劲过后，他有些厌倦了。这官当得太累。对叶文贵深表同情的时任《浙江日报》常驻温州的著名记者张和平写了一篇内部材料，题为“叶文贵当副区长的烦恼”。

　　后来，领导有了批示。再后来，叶文贵被悄悄免职。

　　差不多过了两年，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叶文贵成了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会长的唯一预选人。他的毛病又犯了，怎么说也不愿挑这副多少人望眼欲穿的重担。理由是：怕开会，怕做报告，怕耽误时间。

　　叶文贵有自己更雄心勃勃的理想和抱负，他要“摘取工业文明皇冠上的明珠”——造汽车，而且是几十年后都够时髦的电动轿车。和他的造车相比，台州农民李书福只能算作晚辈。

　　叶文贵的电动车实验

　　1980年代末，他觉得动手的时候到了。他停下手中全部的生意，闭门谢客，一心一意做起了“中国农民的轿车梦”。

　　各方面--包括地方政府--对他的热情渐渐地消退。他不再有迷人的光环。

　　几年后，凭着叮叮铛铛的榔头和不算先进的机床竟也掀开了梦的一角。叶文贵的电动轿车真的动起来了，充一夜电能跑上百十公里呐。崎岖的乡间山路上，电动轿车象小马驹似地颠着。叶文贵的心也随之激动地狂跳。

　　然而，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将以悲剧结尾的故事。电动轿车从梦想到商品，需要更完善的技术、更巨额的资金。叶文贵不得不四处奔走。但作为一位太过超前的农民企业家，他的声音是微弱的。

　　有媒体就此评点说，在温州金乡点燃的“中国农民的轿车梦”，最终演变成了唐吉坷德式的“一个中国农民和一个中国农民的轿车梦”。孤独的叶文贵最终耗尽了千万家财，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他彻底失败了。

　　十年后，我和当年同为新华社记者的好朋友吴晓波通过私人管道的诚恳相约，因无脸见人而早已拒绝任何采访的叶文贵答应与我们见一面。

　　在金乡街角的一家酒馆，两瓶“酒鬼酒”入肚，叶文贵慷慨话当年。他用穿着破旧皮鞋的脚用力地跺着地板：“这家酒店原本都是我的产业。为了造车筹钱，卖了。”

　　那一年，已经沦为落魄小老板的叶文贵仍开有一家生产塑料制品的厂子。走进厂区，寂寥无声。叶文贵默默地领我们来到厂区的一角，荒草丛中，静静地躺着十多个早已锈迹斑斑的电动轿车钢铁躯壳。

　　夕阳的余晖无声地撒落。我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

　　叶文贵却似乎忘记了我们的存在，他喃喃自语：“只要再有2000万，我一定让我的电动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跑起来！”

　　此刻，叶文贵的眼角分明放射着永不言败的光芒。

　　1998年，温州市政府首次公选“温州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我曾向我熟悉的温州主要领导推荐叶文贵。预料之中的是，他最终没有出现在镁光灯下。

　　没有人愿意记得失败者。

　　“不死鸟”的温州故事二：“男人”王荣森

　　王荣森其实不是男人。

　　王荣森

　　她原名王月香，温州最穷的文成县山村的普通女子，小学文化。在温州卖过皮鞋，后来和丈夫一起跑到西安做服装批发生意。

　　人生总是充满偶尔。一次旅途中，王月香遇到了因发生意外、口袋空空而陷入困境的陕西地质学院老师屈茂稳。不由分说，她硬塞给对方1500元救急。事后，为了表示谢意，屈老师告诉王月香，陕北有石油，开采利润肯定比卖服装高。再说政府鼓励民间到贫困地区投资，产出的石油国家也全部回收。

　　王月香的命运就此改变。

　　1996年11月18日，王月香拉上屈老师包车赶往延安甘泉县。3个月后，终于在东沟乡李湾村一带找到了出油较为稳定的油层。专家测算，最初的3口勘探井需投资480万元。但王月香夫妇多年辛苦积累仅250万元。一咬牙，她跑回老家动员亲朋好友入股，费尽口舌总算凑足了480万元。

　　高高的井架矗立起来了，日夜难眠的王月香干脆就把铺盖搬到钻架下的临时帐篷。大西北的风沙很快将她的脸庞剥蚀得如同黄土高原般沟壑纵横，只有那口白灿灿的牙齿，让人依稀记得她本是江南女子。

　　1997年5月12日，因劳累过度中暑，丈夫蔡高锡倒在了井架旁。当天下午4时，撒手离世。

　　丈夫倒了，王月香没有倒下。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荣森，她需要男人一样的坚强。

　　守寡1年零两天后，王荣森的油井喷出了粘稠浓黑的原油。但欣喜若狂的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竟是昙花一现。由于技术等原因，这3口井出油仅两三天便油层凝固，成了枯井。紧接着与温州一家鞋业公司联合开发的第4口探井，又因接错管子而在出油后不久变为废井。这几口井的直接损失达700余万元。

　　为了翻本，为了还债，2000年，王荣森辗转来到甘泉相邻的靖边县继续开采石油。先是投资280多万打了一口井，油层还挺好的，不料压裂时管子被压破。再砸进148万元将井修好，但出油量少得可怜。此后的几度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王荣森濒临崩溃。她无助地回到甘泉，日夜徘徊在丈夫曾经倒下的油井边，一遍又一遍地流泪，一遍又一遍地向路人诉说她的油井的故事。就如同祥林嫂述说她的阿毛。

　　接二连三的厄运，使王荣森背上了山一样沉重的近千万元债务。房产和值钱的家具早已变卖，但仍然杯水车薪。走到尽头的王荣森已经开始为吃饱肚子发愁了。百般无奈，这位曾经的百万富翁只能到当地人家中做保姆，每月收入300元。

　　老家文成是不敢回了，讨债者如云。王荣森最牵挂的是自己才13岁的小儿子：“我已经没钱供他读书，只能靠我70多岁的老母亲到处借钱撑着。”2002年，王荣森偷偷摸回一趟老家。等待她的是更大的打击——她最心爱的儿子早在4年前就已溺水身亡，老母亲一直隐瞒着。

　　在创业者如云的温州，王荣森仅是极易被茫茫人海吞没的小老板，但她的故事总让我难以割舍。有关她的讯息只言片语，2001年，在辞职新华社之前，我利用机会穿越半个中国直奔望得见汉长城的山西靖边县，想向这位男人一样的温州女人当面问几个为什么。我扑了个空。

　　最后一次听到王荣森的消息大概是2003年。当时，她孤独地躺在甘泉县的一家小医院里，憔悴得几近枯槁。此后，她与所有人彻底失去了联系。

　　故事还没有完。谁也没想到，2008年6月，当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气氛在温州愈来愈浓的时候，多年缈无音讯的王荣森居然又在当地一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出现了。这是一档关于她一个人的节目，题目是：《超越生命的力量——王荣森的故事》。

　　她说，她已经回到温州，做些小生意，有生之年必须把欠下的钱全部还清。她没有告诉大家自己曾经过得有多苦，她说得最多的仍然是她和她丈夫的油井和梦想。

　　长长几十分钟的一档节目，王荣森除了流泪还是流泪。

　　在我早已积满尘埃的20多本温州采访笔记中，有名有姓者不下数百位，其中不少人成为了今天的大佬或翘楚。但“失败者”叶文贵与王荣森却长久地留存在了我记忆的最深处。

　　他们总让我想起赵忠祥主持的央视名栏目《动物世界》里一个震撼心灵的画面：

　　每年10月，由于干、湿季节的变换，生活在东非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大草原的百万头角马，必须一路向北，向肯尼亚的马塞马拉群体迁徙。近千公里的蛮荒旅途，等待它们的是虎视眈眈的狮群、花豹、鬣狗，每一秒都可能有生命的消逝。最后一道天堑屏障，是宽阔湍急的马拉河，河中游曳着这个星球上体型最大也最为凶残的尼罗鳄。

　　河对岸，就是水草丰美的“伊甸园”。为了生存与繁衍，角马群义无返顾，奔涌过河，狂野、惊险、悲壮。许多角马成为失败者，葬身于鳄鱼的利齿。但一定有更多的角马，在同伴最后的嘶鸣声中，甚至是踩着鳄鱼凶悍的躯体，杀出了生的血路。

　　在户籍人口700万的温州，仅筚路蓝缕、游走于大江南北经商办厂的温州人竟多达250万。成功或者失败，叶文贵、王荣森以及他们身后无数默默无闻的搏击者、创业者，恰恰勾画出了另一幅社会学意义的当代改革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生命运动——

　　他们作为个体，身处底层，如杂草般弱小且边缘。但滴水成河、聚沙成塔，因为他们的倔强，因为地方政府基于朴素执政理念的默许与放手，老百姓经济亦能长成生机盎然的大树参天；

　　他们也许没有读过上级文件，对高深的“主义”和理论不甚了了。摆脱贫困、富裕家人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催生了他们永不枯竭的原始动能。他们让我们知晓什么才是改革开放的目的以及改革的全部力量来自何方；

　　他们从不是自我标榜的英雄，也没有权势背景。他们如同东非草原的角马，物竞天择，自发而自由地追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真理，正是在他们的实践中生生不息；

　　他们和这个国家一样，当年从经济社会濒临险境的原点出发。他们摸着石头过河，起点很低，步履沉重，注定遭遇挫折。然而，他们懂得反思，善于学习，从没有停歇自我升级的脚步。

　　他们的泪水与欢笑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的艰难摸索与理性积淀属于这个国家。

　　30年，以及看得见的明天，他们曾经失败，但他们没有理由死去。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