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是如何横空出世？读懂温州不死的中国价值

　　30年前，“温州模式”是如何横空出世的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长篇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文中指出“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

　　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第一篇将“温州模式”这一概念见诸媒体的报道。这篇稿件还首次概括了著名的“四千精神”——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

　　“实际上，此前已有经济学者在小范围研讨会上提出了‘温州模式’。但究竟是谁？在什么场合讲的？难以查证了。”采写该篇稿件的时任《解放日报》记者桑晋泉回忆说。

　　自此，“温州模式”横空出世，与“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各领风骚。温州，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民营经济神奇成长的“代名词”。

　　两年前已引起中央关注

　　温州经济的异动引起中央的注意，还可以从桑晋泉的报道前推两年。

　　1983年11月29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制定出台第3个令人瞩目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农村问题元老杜润生回忆说，前两个“一号文件”着力解决的是农业和农村工商业微观经营主体问题，第3个“一号文件”考虑的是如何发育宏观市场机制。最终，允许农村社会资金自由流动，鼓励加入股份制合作、入股分红；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等内容写进了该文件。

　　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温州苍南县宜山区的再生纺织业大加赞扬，称之使单一的农业生产开始变为农工商综合经营，“展现出生产力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万里认为，宜山经验完全符合第3个“一号文件”精神，并建议“大家都应该到宜山看看”。

　　让万里兴致盎然的背后，是温州突如其来的异端崛起，

　　改革开放前，温州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三少一差”：可利用自然资源少，人均耕地在浙江最少，国家投入少，交通条件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让温州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一批头脑灵活、敢闯敢干的个体户很快崭露头角，成为各行各业的“大王”。1981年，温州乐清县柳市镇的“电器大王”胡金林，年营业额竟达120万元，而当时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还不足60元。1982年，温州出现创业小高潮，当地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户，约占全国总数的1/10；数以万计的购销员奔波于各地，成为让国营企业头疼不已的“蝗虫大军”。

　　1984年，中央下发的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搞活流通。民间创业行为得到肯定。温州人的激情再度喷发，以家庭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他们采取“自我投资、自我建设、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方式，构筑了以家庭工业为基础、股份合作经济为导向的“走南闯北、拾遗补缺，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格局。

　　“冒了风险”的结论式报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解放日报》记者陈也平与桑晋泉来到了温州。起初他们的目的是报道温州对外开放面貌，但在与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等领导的接触中，他们探讨更多地却是温州家庭工业和商品市场发展的情况。

　　30年前的那次采访给桑晋泉印象最深的是，温州瑞安市塘下区农民告诉他，当地家家户户都生产编织袋。一台国有厂子淘汰的生产编织袋的旧机器只需300多元，而一年换来的利润超过1万元！塘下每年可创产值1.8亿。

　　“这简直是天文数字。而且创造这天文数字的竟然是一群第一次摆弄机器的无组织无纪律的乡巴佬。”祖籍江苏无锡的桑晋泉由此确信，依靠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并非中国乡村工业化唯一的致富路径。

　　当时，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出现了“珠江三角洲模式”和“苏南模式”，前者有经济特区的政策，后者有“集体经济”的帽子，意识形态层面除了肯定和赞扬，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温州就不同了，这种以个体(或合股)生产和经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模式，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姓“资”姓“社”的激辩，全国媒体也没有一家对它做过公开报道。于是他们决定，由桑晋泉写新闻，陈也平写评论，闯一闯“禁区”。

　　如何将“温州模式”4个字写进报道，却又颇费思量。

　　此前，已经有不少官员和学者到过温州，对温州的这种经济现象，有个别经济学家将之称为“温州模式”，但大多数官员和学者都对“模式”一词持保留态度。

　　为了绕开“雷区”，桑晋泉在标题中回避了“温州模式”一词，只是在新闻导语的最后和评论的第一段，用客观的语言加了一句“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

　　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陈念云审定了稿件，他赞成把“温州模式”写到稿子里面，不作标题，并很快签发；时任总编辑助理、6年后因领衔撰写“皇甫平”系列评论名噪全国的周瑞金在安排版面时，决定推上头版头条。

　　“那时候，‘左’的思潮还相当浓郁，做这样的结论式报道《解放日报》是冒了风险的。”陈念云回忆当年感慨而言。

　　报道刊发后，温州发展商品经济之“模式”迅速引起全国瞩目。

　　第一轮席卷全国的“温州热”扑面而来，累计参观人数超过60万。其中被称作“温州年”的1986年，仅前往温州考察取经的副省以上官员就达93人次。高潮中的高潮——1986年9月至10月，从杭州、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上车流阻塞，车祸激增：两个月发生交通事故300多起，日均5起。共翻车57辆，死71人，伤250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

　　链接一：

　　乡镇工业看苏南 家庭工业看浙南

　　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

　　去年产值达七亿五千多万元，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六分之一

　　本报温州专讯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已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如今，“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已为人们所公认。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

　　至今年四月，温州家庭工业(包括联户工业)已达十三万三千多个，从业人员三十三万多人。去年年产值七亿五千多万元，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六分之一以上。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全市涌现了三百九十三个商品市场，其中年销售额在几千万元至亿元以上的专业商品产销基地有八个。

　　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在发展中形成了几个显著特点：

　　以生产小商品为主。苍南县宜山区生产的是一元钱左右一件的再生腈纶衣裤；永嘉县桥头镇生产和经销的是几厘钱到几分钱一颗的小钮扣；瑞安县莘塍、塘下区生产的是二角几分钱一只的塑料编织袋；乐清县柳市区生产的是几元钱、最多不超过二十几元钱一只的五金电器零配件。小商品适宜于千家万户分散经营。许多农家往往是前店后厂，亦店亦厂，前店后坊。小商品照样做出了大生意。如宜山区再生棉纱、棉布，再生腈纶纱、腈纶针织衣裤等小商品，去年产值高达一亿五千万元，为这个区农业总产值的七倍。生产小商品不需要很高的技术，不需要添置大批设备，原材料往往是修旧利废，拾遗补缺，上马快，效益高，“掉头”转产容易，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

　　靠农民供销员和农村集市购销搞活流通渠道。家庭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关键在于获得原材料和打开产品销路。温州市农村目前已形成了一支多达十万人的农民供销员队伍，基本脱离直接生产过程，专门从事采购和销售。他们“走千山万水，吃千辛万苦，想千方百计，说千言万语”，常年累月为千千万万个家庭工业采购来大批原材料，又把千家万户的产品带往全国各地，挨家挨户推销，使商品生产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群众说，没有他们，家庭工业就会停机关车，专业生产就要“断路”。与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发展相适应，各种专业市场也应运而生。这些市场服务于大批家庭工业，是联系产供销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千家万户收集、交流信息的最好场所。永嘉县桥头镇钮扣市场每日上市交易的达三、四千人，去年销售额达八千多万元，为这个市场生产钮扣的各地乡镇企业达六十余家。

　　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开辟致富门道，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兴起和发展，离不开大批有胆识、能创造、懂技术、会经营的能工巧匠。这批人率先开辟致富的新门路，从而带动大批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宜山区土纺土织已有数百年历史，前几年因销路不畅，濒临绝境。一九七九年有两位社员首先攻克了腈纶边角料的开花难关；接着，七十多岁的孙阿茶老太太改进了土纺机，纺出了再生腈纶线。人们争相仿效，又用再生腈纶线织出了再生腈纶衫裤，迅速在全区形成再生腈纶纺织基地。孙阿茶老太太被当地人民誉为“黄道婆再世”。这样的能人在温州农村真是不胜枚举。正是这批人寻找原料，攻克技术难关，开拓销售市场，促进产品更新换代，提高产品竞争能力，在商品生产的广阔天地里大显神通，大显身手，使温州家庭工业每年有新发展、新起色。

　　温州农村人口稠密，人均耕地不足半亩。一九七八年全市农村人均集体分配收入不到五十六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短短五年，人均收入已达三百六十元，翻了几番。国家和集体的收入也大幅度增长，农业生产也年年丰收。目前，全市农村已有三分之一的农户富裕了起来。永嘉县桥头镇万元户已占百分之八十。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小集镇建设也加快了步伐。群众集资修路、办学，兴建各类服务设施，改变了昔日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记者桑晋泉)

　　链接二：

　　温州的启示

　　本报评论员

　　地处浙南的温州广大乡镇，这几年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的独特方式，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

　　温州农村这条发展经济的路子是怎样走出来的？温州的同志说，一是“逼”出来的，因为温州农村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劳动力大量过剩，而温州城市工业基础又比较薄弱，农村社队企业得不到大工业的有力支持和帮助，发展不快，这就逼着农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找出路、谋生计，闯出了一条以家庭经营为主的非农业商品生产的新路子。二是“放”出来的，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解放，政策放宽，为广大农民放开手脚，发展商品经济创造了广阔的天地。这一“逼”一“放”，造成了喜人的形势、难得的机会。但是，要使经济真正繁荣，生活真正富裕，还得靠人们的努力和奋斗。温州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敢于冲破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框框的束缚，从温州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子。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条路子。拿上海经济区来说，沿海与内陆、平原与山区、江南与江北，无论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生产特点和经济、科技的发展水平，都有很大差异；即使同在沿海地区，长江三角洲、浙东、苏北、浙南等地也有区别。温州给予人们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他们善于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乡村中传统的手工技艺和温州人走南闯北会做生意的本领，采取兴办家庭工业和各种专业市场的独特方式，发展各具特色的小商品生产，搞活供销，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人们记得，由于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特别是在十年内乱期间，动不动就批“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温州一度被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在这方面受害尤重，影响也深。在过去几年中，对于发展以家庭经营为主的非农业商品生产，始终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争论，支持者不少，反对者也有。温州给予人们的第二个启示，就是他们敢于摒弃那种唯“书”不唯实的思想方法，各级领导走到群众中去，深入调查研究，克服“左”的影响，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现在实践已经证明，温州的这条发展经济的路子是既符合党的方针政策，也符合温州实际情况的。

　　当然，温州的这条路子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在实践中可以看到，家庭经营的微观经济相当活跃，也有较高的经济效益，但是，如何加强宏观管理，真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然而，尽管“温州模式”还存在一些待完善的方面，温州乡村那种以家庭经营为主的非农业商品生产和各种专业商品市场还是展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正如中共中央在八四年一号文件中指出的，发展耕地外经营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家庭小工业具有不可取代的经济作用和意义。我们相信，温州的干部和群众通过总结经验，大胆探索，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定会使温州发展经济的路子越走越宽，使温州更快地繁荣、富裕起来。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