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生平：一个高贵、生动而深刻的灵魂

　　晚年杨绛

　　近年来，每到7月17日，人们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一位无官无职亦非明星的世纪老人，为什么？只因为，在她身上，人们品味出了家的温馨、人性的温暖、书香的安宁。

　　一位安静、优雅、博学的女性，她高贵、生动而深刻的灵魂，扣动着从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的心。她是专家学者，是作家翻译家，是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是母亲。她守候着人类最小的社会单元，为人生创造了美丽的“第一秩序”——家。她有一个被时代熟知的称号“钱钟书夫人”，她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却有着一个世纪令人感动的平民情怀。

　　无锡老家——人生的第一课堂

　　杨绛先生，字季康，1911年7月17日辛亥革命前百日出生于北京。出生时爱笑，家里人给她喂冰淇淋，她甜得很开心，小嘴却冻成“绛”紫色，不过她的命名却是因为排行老四，“季康”被兄弟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变成了减缩版的“绛”，这也是她剧本上演时自己取的笔名。

　　杨绛父亲杨荫杭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志士，是美国大学的法学硕士。父亲最著名的事迹是在浙江当高等审判厅厅长时，坚持原则判决了督军的恶霸亲戚；任京师高等检察长时，坚持司法独立，毅然传讯交通总长并搜查其寓所，在因此被停职后，竟公开发表了长篇《申辩书》，申明自己的合法与司法总长的偏袒之嫌。此案成为民国一桩著名公案。

　　杨家父母关系融洽，给每个孩子充分发展个性的机会，特别是对女孩，不要说是上世纪之初，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让人赞叹不已。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杨绛说，我们姐妹个个都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我们都不如母亲对父亲那样细致耐心。杨绛初嫁入钱家时，钱钟书父亲主张杨绛待在家里学学家务，不要出去工作，杨绛的父亲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三岁的杨绛从出生地北京回到故乡无锡时，充满自信和调皮，竟然对初次见面的三姐说：“叫声季康官嘛。”在教会学校读小学时，杨绛俨然是孩子王。她是被姆姆老师称为淘气的“小魔鬼”，她学会了两手抓着绳子双脚缠绕着一直爬到秋千架的顶端；上课讲话被老师罚站，她觉得冤，可以一直不停地大哭到班主任姆姆来哄她；她会当面顶撞老师姆姆，而奋不顾身地去救护陷在泥塘里的小同学；她也是功课好而两次跳级被宠爱地称为老师的“大零”(Darling,心爱的人)的学习尖子；同学中闹两派，她不愿学人家讨好两派说“都帮”，宁愿得罪人说“都不帮”；老师让她送没封口的信，尽管她很想看，但还是克制住了好奇心。杨绛认为，学会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她童年想着的是“每天要为圣母做一件好事”。

　　对祖国——“我们是倔强的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人们总是对钱钟书杨绛夫妇留学时沉溺于牛津总图书馆“饱蠹楼”津津乐道。在国外，甚至连他们两三岁的女儿都在埋头读书，用杨绛的话说：“圆圆坐在高凳上，也学我们读书。我们买了一大册丁尼生全集，专供圆圆学样。她拿了一支铅笔，面前摊开大书，像模像样地一面看，一面在书上乱画，不闹，很乖。”然而，他们并未忘记多难的祖国。

　　本来钱钟书的庚款奖学金还能再延长一年，但他们决定按期回国。

　　在沦陷的上海，一次杨绛乘公交车遇到日本兵检查，愤怒的杨绛低头侧视，一位日本兵竟然伸手猛地把杨绛低着的头抬起来，杨绛忍无可忍，一字一顿地地大声呵斥：“岂有此理！”一下把日本兵镇住了。在那个杀人如草芥的岁月里，这需要多大勇气啊！当时，钱钟书杨绛宁愿忍受贫寒，拒绝为敌伪机构工作。钱钟书写于抗战、定稿在胜利后的古典文学论集《谈艺录》序言中说“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

　　1949年3-4月间，钱杨夫妇在任鸿隽家和胡适讨论去留问题，母校牛津大学、香港大学都来函高薪聘请。但他们依然留下来了。“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也许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文字，爱祖国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留在上海，等待解放。”所以杨绛说“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

　　对人民——“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密切”

　　振华中学上海分校校长，是杨绛一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尽管她为学校中兴付出了巨大努力，她却说：“我做小小一个校长，得到一个重要经验，影响我一生。我自知年轻无识，留心在同事间没半分架子，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但是他们和我之间，总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无法融入群众之中。我懂了做‘领导’的与群众的‘间隔’，下决心：我一辈子在群众中，一辈子是老百姓之一。”“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密切。”“我生平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

　　“我永远在群众中”，说白了就是对身边的普通人都平等相待。辞去振华校长后，为生计她去当了上海北区工部局小学教员，当时有个一年级班都是淘气孩子，杨绛硬是几堂课下来就能准确叫出每个孩子的姓名，把小调皮们给镇住了，一年下来把这个班调教得很顺。

　　留学归来，杨绛作为大家闺秀、留学生，已然成为家族的“灶下婢”；上世纪50年代末下乡时，年近五十的杨绛居然学会了掌握平衡难度很大的推独轮车，装载着比人还高的秫秸秆上坡下坡；“文革”中被打倒，住大杂院，“造反派”以打扫厕所羞辱她，杨绛能把污垢厚结的厕所打扫得照得见人；在乡下劳动，杨绛说,“我并未可以和老乡打成一片，只是老乡喜欢接近我。”

　　杨绛以92岁的高龄挤公共汽车去看望已离开她家的老保姆。当她听说一个老朋友的侄女在外地开了家小书店进不到她的书时，她会把留的样书寄过去。

　　钱钟书说：“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钱钟书夫人”是杨绛的终身职务和最响亮的称号。但杨绛之于钱钟书的重要性，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是“不写杨绛，钱钟书的形象就不全面的”。

　　1994年，在杨绛的力促下，钱钟书编定了自己的《槐聚诗存》，杨绛把全书抄完后，钱钟书拉起妻子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在钱杨的人生结合中，杨绛是一直站在钱钟书身后的。1949年5月，按清华的旧规，夫妻不能同时在本校任正教授，杨绛只能做兼职教授。

　　50年代中期，钱钟书参加《毛泽东选集》翻译不在文学所，他的《宋诗选注》出版后即遭“拔白旗”运动，所领导让代领传达，杨绛每天带着本子去记录众人的批判发言。

　　“文革”开始后，有人又把钱钟书早已查清楚的“黑材料”贴出了大字报，杨绛贴了一张小字报来说明真相。红卫兵小将拉她上台批斗，她跺脚说“就是不是事实！”结果被游街批斗。杨绛说，“文革”中“牛鬼蛇神”敢和革命群众大发脾气的，整个外文所就我一个。她的学生认为她“无事，决不去惹事；有事，绝不怕事”。她在“文革”中的检讨得了“披着羊皮的狼”的批语。

　　《堂吉诃德》是1973年5月出版的。定稿时，钱钟书的《管锥编》也正好校订，钱钟书希望能和杨绛交换题写书名。杨绛打趣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钱钟书道：“留个纪念，好玩！”以后，他们两人出版作品都互相题签。

　　1946年，抗战胜利后，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全国人民一样，一下子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这年4月，钱钟书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这书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60年后，杨绛对此说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相互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钱穆说：“你是个有决断力的人”

　　杨绛的人生决断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她在小学时，有低年级的小朋友陷在泥塘里，她不顾别人的反对，依然跑去为解救小伙伴们想办法。所以她从小就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雅誉。她和钱钟书订婚后，与钱家远亲、著名学者钱穆先生结伴从南方北上清华，钱穆给她的评价是“你是个有决断力的人”。

　　这种决断力也源于家教。杨绛上中学时，一次不想做学校要求的事，回家和父亲商量，想借父亲名义拒绝。杨老先生对她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要敢说不)”

　　杨绛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她对事业和家庭的决断。杨绛一心想到清华读文学，却因为清华大学不招女生，只能读东吴大学法学预科，后读政治学专业；曾有机会去美国卫斯利学院(宋庆龄姐妹的母校)，但因不愿给老父亲增加负担，也不喜欢政治学专业，从而拒绝了。由于她的坚持，终于如愿以偿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了外国文学专业。而一入清华，杨绛就戏剧性地碰到了钱钟书，并确定了恋爱关系。后来母亲常和杨绛逗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与多数人理解不同，他们并非感性地一见钟情。70多年以后，杨绛谈起这一段说：“人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杨绛和钱钟书还是略有曲折经过相亲相恋才走到一起的。这也符合杨绛理性的人生态度。杨绛回忆道：“钱钟书曾和我说他‘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我觉得这点和我的志趣比较相投。”杨绛就是这么决断地“选对专业嫁对郎”的。

　　才情女性——“钱钟书是谁？”“他是杨绛的丈夫”

　　常言道：“机会总偏爱有准备的头脑”。1934年，出国留学前夕，为了赶时间，老师朱自清同意杨绛用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代替大考，结果这篇小说被朱先生投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杨绛第一篇创作并公开发表的小说，还被林徽因编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一生享受妻子服务的钱钟书对妻子文才的“发现”要迟得多。10年后，钱钟书看到《小阳春》才肯定杨绛“能写小说”。40年后看了杨绛写的《洗澡》后，钱钟书说“你能写小说，你能无中生有”。

　　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办《观察》杂志约杨绛写稿，杨绛把自己正在看的散文《世界公民》翻译了一段投稿，居然得到了大翻译家傅雷的好评。为了这个称赞，杨绛还受了傅雷的责怪。杨绛回忆道：“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了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1958年，她47岁，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翻译西班牙不朽名著《堂吉诃德》。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美学家、翻译家朱光潜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说，中国的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从《小赖子》、《吉尔·布拉斯》到《堂吉诃德》，杨绛的翻译被誉为是在忠于原作基础上用中文的重新创作。杨绛把翻译比作“一仆二主”，即翻译必须忠于两种文化。为一个注解读完一本书，为一句话重译一个章节，为文气接不上，把总共八章的小说《堂吉诃德》已经译了的七章半推倒重来。这就是杨绛的翻译为什么好的原因。

　　1942年冬，陈麟瑞、李健吾两位戏剧专家在聚餐时建议杨绛写写剧本。杨绛写出了《称心如意》，被大导演黄佐临看中，一炮打响。1943、1944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一时盛况空前，以至于1946年2月《围城》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后，人们问：“钱钟书是谁？”有人答：“杨绛的丈夫。”其实《围城》还真是钱钟书杨绛同去看杨绛的喜剧《弄假成真》时，钱钟书提起要创作一个长篇小说而激发的。钱钟书以每天500字的速度写了两年《围城》，杨绛包揽了后勤，每天急切地等着看他写了什么。(本报特约记者钱晓鸣)

　　《称心如意》得到剧作家李健吾高度评价，被誉为世纪著名剧作家丁西林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中喜剧的第二个里程碑。

　　吴宓女儿吴学昭问她的文章为什么写得又多又好，杨绛说：“写文章其实就是偶尔心有所感，渐渐酝酿，渐渐成熟，然后写出来了。”杨绛的写作是以人物塑造为核心的，因此她的作品往往在人物个性的鲜活上独树一帜，这与她的阅读视角是有关系的。她常说，读书就好像去别人家串门，经常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老朋友新朋友。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