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有读712期】“最贤的妻 最才的女” 杨绛的文学人生

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据悉，2012年3月26日，社科院陈奎元院长来看望时，杨绛先生曾提出三要求：

一、去世后，不开追悼会

二、不受奠仪

三、至多七八至亲送送。

晚年杨绛

在她身上，人们品味出了家的温馨、人性的温暖、书香的安宁。

一位安静、优雅、博学的女性，她高贵、生动而深刻的灵魂，扣动着从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的心。她是专家学者，是作家翻译家，是女儿，是姐妹，是妻子，是母亲。她守候着人类最小的社会单元，为人生创造了美丽的“第一秩序”——家。她有一个被时代熟知的称号“钱钟书夫人”，她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却有着一个世纪令人感动的平民情怀。

杨绛先生，字季康，1911年7月17日辛亥革命前百日出生于北京。出生时爱笑，家里人给她喂冰淇淋，她甜得很开心，小嘴却冻成“绛”紫色，不过她的命名却是因为排行老四，“季康”被兄弟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变成了减缩版的“绛”，这也是她剧本上演时自己取的笔名。

1981年与钱钟书、钱瑗摄于三里河家中

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拒绝费孝通，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风华正茂的钱钟书杨绛夫妇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 (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杨绛先生即便是在近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尤其是整理出版了钱钟书数十部遗著。这对为人治学皆堪称完美的世纪老人，可谓功德圆满。

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在缠绵病榻一年之后离开人世。而前一年，这对夫妇唯一的女儿钱媛因病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容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杨绛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

此时杨绛已是87岁高龄。世人将看到一个更深居简出的作家、学者、钱钟书遗稿的忠实整理者。

2001年9月，杨绛先生以全家人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信托协议书》，成立“好读书奖学金”，这一名字与钱锺书先生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编纂时主编的馆刊同名。当年杨绛为奖学金捐助现金72万元，到2011年，已是929万元。

杨绛一力揽下了整理钱锺书学术遗作的工作，那是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除了2003年出版的3卷《容安馆札记》，还包括178册外文笔记(共3万4千页)。

2003年，92岁的杨绛重新提笔，在该年出版了散文集《我们仨》。书中回忆了她与钱锺书一路走来的时光，以及丈夫与女儿生前最后一段日子。

虽然杨绛对写作特别是小说的写作一往情深、始终不渝，虽然她其实早在1953年，即已加入官方的中国作家协会，但她却仍是一以贯之、斩钉截铁地屡屡宣称，自己绝不是什么作家：

刘梅竹：您和当代作家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杨绛：他们是作家，我不是。

尽管杨绛称得上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学多面手——不惟在散文、戏剧和小说诸方面都能有所成就，连文学翻译也能做到独树一帜、蔚成一家，尽管她的创作成果虽并不如何丰硕却早已为世人所瞩目，尽管连中国作家协会现任主席铁凝也以将她引为忘年交为荣，但她却还是依然故我地一直认定，自己只不过是在从事毫无功利性的业余写作而已，最多只是一名普通的业余作者，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家：

刘梅竹：您是什么？学者，作家？

杨绛：什么家都不是，一个无名小卒！我也不求名不求利，所以不求加入他们的行列。

对杨绛的这样一种为文态度，有的论者也曾有过比较翔实、到位的归纳与总结：

“……她坚持写作是心灵的自由表达，既不诉诸个人功利，也没有文学启蒙的救世主情结，而是抒发自我、关注个体，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与文学的时代潮流始终保持距离。这种创作态度代表着一类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清高孤傲和明哲保身。他们往往鄙视功利创作行为，写作只为吐一己之快，以灵魂独立和心灵高洁为创作根本，有一种以文白娱或以文养身的贵族气。这类知识分子往往容易为主流话语所遮蔽。”

在《将饮茶·隐身衣(废话，代后记)》一文里，杨绛这样写道：

“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杨绛先生以她92岁的那年划分了前后两个创作时期。在前一个时期，她的写作服膺于天赋，并且因为顾及丈夫与家庭而在历史洪流中暂告段落。在后一个时期，她用余生喘息的时间整理家庭钱钟书的著作，并让自己更重要的心性文字问世。

杨绛先生是一名伟大的遗孀，她不只是复活了钱钟书的遗著，更是把他作为文人的生涯重演了一次。对于爱女钱瑗，同样如是，杨绛先生用独特的散文保留了一家三口可以达到的幸福生活。她并不关心外面的世界，因为她拥有过比一个世纪还要悠久的美丽世界。

一部《堂吉诃德》译作足以让杨绛映照后来，相较而言，她那追忆丈夫与女儿的散文巨著，则象征了中国散文史上一次别有深意的崛起。她的散文，仿佛是从天而降，仿佛有果无因，但事实上只是她这辈子生活的副产品，是一直英俊的钱钟书，一直还是孩童的钱瑗。

在丈夫去世五年后，杨绛先生重新拿起了笔，用记忆来替代对丈夫、对女儿的爱，并且在纸上复活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存在。杨绛先生用她最擅长的部分，履行了她作为妻子、作为母亲那份“无论生死”都要去爱的契约，而世人尤其从这部分中获得教益。

文|杨绛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

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

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Epictetus)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

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拍地合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谨”，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

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

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赛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拣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

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儿)，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