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杨绛：“走到人生边上”的“业余作者”

2016-05-25 16:21:00

　　文|于慈江

　　“越热闹越孤独，

　　我看很多书，就像到处旅行一样”

　　2002年7月18日，刚刚过完91岁生日的杨绛心情显然不错。一向谨言慎行的她不仅对一个越洋电话有问必答，也似乎并不以如下的敏感提问为忤：

　　刘梅竹：您有没有感到孤独的时候？

　　杨绛：不孤独，因为我有很多书，有书就不孤独。当然，我现在是一个人，在热闹的场合会感到孤独，越热闹越孤独，因为我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可是我并不感到孤独，我的亲戚朋友对我都很好，我和阿姨相处得也很好。而且我看很多书，就像到处旅行一样。

　　
年轻的杨绛与钱钟书

　　作为一位一辈子手不释卷、以书为伴的遐龄作家，杨绛容或已不再以写作为重心，但起码仍然终日以读书、写字以及整理她自己尤其是钱锺书的文字来醒脑、白娱，“……作其鲲鹏式的逍遥游，自感乐趣无穷”，本质上白是不会感到孤独。特别是，曾发出过“获得人间智慧必须身经目击吗？”质疑的她把读很多书当成“像到处旅行一样”，让人由不得想起同样不以实地旅游出行为乐、为必要的台湾学人李敖——后者曾将明朝书画家董其昌的名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戏改为“读两万卷书，行零里路”。当然，对于这位自感已“走到人生边上”的文学老人来说，不管孤独与否，无法适应“热闹的场合”“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终究会是一个问题，会是一种困扰。

　　无论如何，杨绛毕生散淡、一辈子在野——按剧作家夏衍生前对她的善意调侃，是所谓“无官无位，活得自在”，却能时刻不忘以笔把脉人情世态、倾注人文关怀，可谓难能可贵。或者说，杨绛一向处身边缘、以业余为立场，却能始终恪守专业精神，殊为不易。

　　“什么家也不是，我是一个无名小卒”

　　虽然杨绛对写作特别是小说的写作一往情深、始终不渝，虽然她其实早在1953年，即已加入官方的中国作家协会，但她却仍是一以贯之、斩钉截铁地屡屡宣称，自己绝不是什么作家：

　　刘梅竹：您和当代作家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杨绛：他们是作家，我不是。

　　尽管杨绛称得上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学多面手——不惟在散文、戏剧和小说诸方面都能有所成就，连文学翻译也能做到独树一帜、蔚成一家，尽管她的创作成果虽并不如何丰硕却早已为世人所瞩目，尽管连中国作家协会现任主席铁凝也以将她引为忘年交为荣，但她却还是依然故我地一直认定，自己只不过是在从事毫无功利性的业余写作而已，最多只是一名普通的业余作者，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家：

　　刘梅竹：您是什么？学者，作家？

　　杨绛：什么家都不是，一个无名小卒！我也不求名不求利，所以不求加入他们的行列。　

杨绛与钱钟书

　　对杨绛的这样一种为文态度，有的论者也曾有过比较翔实、到位的归纳与总结：

　　“……她坚持写作是心灵的自由表达，既不诉诸个人功利，也没有文学启蒙的救世主情结，而是抒发自我、关注个体，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与文学的时代潮流始终保持距离。这种创作态度代表着一类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清高孤傲和明哲保身。他们往往鄙视功利创作行为，写作只为吐一己之快，以灵魂独立和心灵高洁为创作根本，有一种以文白娱或以文养身的贵族气。这类知识分子往往容易为主流话语所遮蔽。”

　　在《将饮茶·隐身衣(废话，代后记)》一文里，杨绛这样写道：

　　“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

　　杨绛这两段话朴拙实在，远远谈不上什么微言大义，却清楚地表达了甘居犄角边缘(所谓“身处卑微”)、与主流保持距离、在乎天真自然、注重鲜活的个体体验的人生与写作态度，同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一书中写下的如下一些话语颇有暗合之处：

　　对于受到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边缘的状态也许看起来不负责或轻率，却能使人解放出来，不再总是小心翼翼行事，害怕搅乱计划，担心使同一集团的成员不悦。知识分子基本上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但是，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如“必须有良妤教育才能享受美好人生”这种很陈腐的说法)，而是以真正的生活体验。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一起)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究其实，货真价实的作家杨绛一再强调自己只是业余作者，固然不无白谦的成分，但更是对历世阅人的一种沉潜的边缘视角的执着与坚守，对文学写作作为自沉白浸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一种生存或体验状态的执着与坚守。一个并不如何引人注目的例证是，杨绛76岁时，适逢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劝所里的老人离、退休。结果，在同等资历或规格的老研究员当中，欣然从命、毫不恋栈的只有她一个。这当然是守礼谦让，为所里的年轻人、后来者挪窝儿腾地儿，但担着失去一个在职者的可观福利与津贴的损失退下来，甘居寂寞，也还主要是为了写作，为了能专心写作一一除散文的创作外，杨绛当时正在潜心写作长篇小说《洗澡》且已整整写了一年。

杨绛、钱钟书与女儿钱媛

　　除对作家身份的矢口否认之外，杨绛也曾一再强调自己不是学者，而丈夫和女儿才是一一曾认为假以时日，女儿钱瑗会出落成爸爸钱锺书那样的大学者。施武的采访是对这一点的再次印证：“在读者印象里，杨绛是个学者，可她坚决不承认： ‘他们两个是学者，我不是学者。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她向我们介绍钱瑗的工作，说她建立了一个学科，叫‘实用英语文体学’，得了3个奖，有北师大给的奖，还有国家教委的优秀教材奖。”这同样固然是典型的杨绛式的谦虚，固然是某种程度上的实事求是——钱锺书和钱瑗的确比杨绛要更为学者化一些，但绝不意味着杨绛果真在自己专擅的学术研究上妄白菲薄和不够自信，而更是因为她最倾心也更乐意强调的始终是写作，是无时或忘的文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