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激情的诗歌岁月——琐忆四十年前的《文学青年》

　　1981年8月《文学青年》创刊号（上图）与茅盾的题词（下图）。

　　1987年12月《文学青年》停刊号。

　　温州网讯 《文学青年》是温州市文联创办于1981年8月的文学月刊，适逢当时的“文艺春天”应运而生。我也曾经是一个文学青年，有幸在《文学青年》月刊当过编辑，责编过诗和散文。如今，我已经是一个文学老年矣，但回忆当年《文学青年》往事，亲近又很有滋味。

　　“四小名旦” 名家云集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第一次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诗作《螺号》，责任编辑是刘崇善。从此，我一发而不可收，诗作打遍了上海的刊物，然后飞向全国。许许多多报刊编辑老师和朋友们对我的关爱和支持，成就了一个爱诗写诗编诗的我。

　　我手头尚保存有《文学青年》的创刊号，刊名是茅盾题的。只一个多月后，他就驾鹤西归，这是先生病中唯一一个题签，也是先生在世的最后一个题签。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似乎凡青年皆以文学青年为荣，《文学青年》的宗旨是“青年写，写青年，青年读”，这便理所当然地为全国的文学青年所青睐。刊物办起来之后，正好全国在宣传“山西刊大”，以号称“没有围墙的大学”使全国广大学子为之向往。《文学青年》亦办起了函授，开始只想以文养文，第一期就招收到学员一万多人，函授规定有信必复；一期（半年）寄讲义两次、教材两本、函授版作品两册；每学期交作业3篇，有分片的老师专人负责看稿和评点；优秀学员报销车旅费来温管食宿参加笔会。如此种种，同时也把《文学青年》的种子撒向了全国。我手头还有几张优秀函授学员的名单，其中就有如今写小说出了名的北北（林岚）和刘继明，还有诗人谷未黄、黄殿琴、吕新、郑渭波、黄耘。

　　1983年下半年，《文学青年》开始由邮局订阅，发行全国。应该说，《文学青年》和《文学青年》函授是难兄难弟，没有《文学青年》，函授要想叫得响是会有一定困难的。同样，没有函授这支庞大的学员队伍，《文学青年》要想得以如此红火也并非易事一件，他们是一对秤不离砣、砣不离秤的好伙伴。1984年编辑部工作小结中也说到邮局发行80000册，而且每月都往上涨，一直没有下降过。当时的文坛，将《萌芽》《青春》《丑小鸭》《文学青年》这四本文学刊物美称为“四小名旦”。

　　《文学青年》当年聘请的顾问班子也十分强大，有王安忆、邓刚、李杭育、张承志、叶辛、张抗抗、铁凝、孔捷生、贾平凹、陈建功、路遥、梁晓声、韩少功、徐刚、傅天林等，他们并不像如今有些刊物那样只挂个名不顾问事情，空装样子“拿架子”，都有顾有问，几乎都积极热诚，也为《文学青年》拉过关系写过稿，有的拨冗来出席笔会，有的来做过讲座，有的还为函授学员批改作业，进行点评……可以说，一个个是《文学青年》的有功之臣。《文学青年》发过两个“短小说专号”及北京、湖北、浙江等三个“地方专辑”，群起响应的都是当时重量级的作家。全国活跃和有名的校园诗人也纷纷向我们投稿，可见当年《文学青年》的影响力与凝聚力是何等之大！

　　《文学青年》是1987年在所谓“批判精神污染”的风浪之中被停刊的，用“文坛震惊”四个字来形容当时的停刊亦并不为过。我手头除了保存创刊号外，还保存着刊登编辑部《告别词》的1987年12月、总第68期的最后一期《文学青年》。我无意回答有哪些人发过处女作，这些人中间后来在诗坛上成名的都是谁，更何况当年编诗是我的工作，本来就是应尽之责，但每一期上的诗歌版面占7个页码这是雷打不动的，其中4个页码可以编发4至6人的组诗；3个页码是短诗专辑，以每人1首计，可以编发12人至16人。以此推算，大概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接近的人次了。不少诗歌后面的尾饰，都是我自己画的。这里，我要重点指出的是，当时内蒙古出版有一本《诗选刊》，经常选编《文学青年》上的诗作，除了由我每期寄荐之外，亦不乏我国著名诗人主动推荐被选用的。我敢夸口说，当年，几乎全国著名的和不著名的青年诗人都给《文学青年》寄过诗作并发表。

　　印象特别深的倒是北京的老诗人顾工（顾城之父），曾经几次寄来诗稿，因为他已经不属青年之列，被我复函致谢并退稿致歉处之。编最后一期《文学青年》时，许是我想尽可能多发几位诗人的诗作，那一期的诗歌作者有李曙白、殷红、杨川庆、王中朝、李祖星、曲庆玮、晓梅、张东辉、卫世平、阮文生、魏守星、盘妙彬、作二、赵焕明、陈伊丽、柯平、秦安江、李清晨、程蔚东、温柔等20人之多。而最后一首以“温柔”署名的《留给恋人的歌》乃我所写，也算是作为该刊诗歌编辑的“告别词”而已。

　　前辈提携 因编交友

　　我只能说，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诗歌编辑，我努力过、尽心过、快乐过，也为停刊而无奈过、义愤过、痛苦过。而投稿或在刊物上选编用过诗作的朋友们所给予我的已经很多很多，我谢谢你们。有两件事情，亦不妨说一说：一是当年部队诗人叶文福发表《将军，你不能那样做》之后，我听说他在部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便主动去信向他约稿在《文学青年》上编用。有一年九月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在首都师范大学担任驻校诗人的文成王国侧（慕白）小兄打来的手机。说自己在与一班诗人朋友在吃夜宵，大家都要与我说说话。我觉得国侧当时已经醉了，他连连地说自己没醉，把手机递给了商震，然后一个接一个地与我通话，有十几位友人，最后通话的是著名诗人洪烛。洪烛说，自己当年如果不是我在《文学青年》上发了他的诗，他或许就不会走上文学这条路。又说，如今在北京生活得很好，欢迎我到北京时去他家作客，一定请我喝酒……洪烛的话着实使我感动了很久很久，感到很温暖。我想，这辈子爱上诗歌爱对了，竟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还没有忘记我。

　　我能当上《文学青年》诗歌编辑，必须感谢三位令我敬重的前辈。《文学青年》创刊之时，也许鉴于我在全国的报刊上已经发表过不少的诗作，《文学青年》创始人、小说家何琼玮提名并推荐我当上了诗编。他曾经被错打成“右派”，为了养家糊口，当过飞机牌供销员，改正之后落实到市文化局。《文学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舒婷诗作《丽帆》，并非是本人投稿，是何琼玮通过他的友人、福建作家曾毓秋搞到的一本油印诗集，交给我之后选编的。第二位要感谢的是吴军，他当时担任市文联主席。“文革”时期，我曾经参与过对他的批判，当时很怕他会记恨而将我扫地出门。谁知他却以宽阔的襟怀不计前嫌，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这世上哪有不犯过错误的人，知错改了就好，继续好好地干。更让我感动的是，批判“精神污染”之时，有人要拿我的诗作《我是骆驼》开刀。吴军说：“这首诗哪有什么精神污染可批的？！”硬是为我顶了过去。这是庄南坡事后告诉我的。第三位就是庄南坡，一位被错划为“右派”而平反的老编辑，亦师亦友，担任了《文学青年》副主编。我能当《文学青年》的诗歌编辑，可以说是在游泳中学游泳，是一生难忘的学习机会。是他，手把手地教我划诗歌版面，他说：“编辑要和作者交朋友，要尊重作者的劳动……”更是他，以身教言传教会我作为一名编辑所应有的好作风。

　　当年，我在浙江与青年诗人柯平、伊甸、陈云其等交上了朋友，结成了“狐朋狗党”。年龄上我是老大，写诗他们都比我强，彼此亲密往来，很是让我学到了不少写诗的本领。说一件趣事：1985年8月，我与柯平等相约一起去西天目山玩，在车上遇见了四位活泼可爱的杭州少女，我们打趣地对她们说：“跟我们一起玩吧，我们的食宿是可以公家报销的哩！”那时候，还并没有如今流行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之说，旅游也都是自掏腰包，一句戏言竟让这四位天真的少女信以为真，真的就很乐意地跟我们一起住进了西天目山某旅社。我们在绿荫蔽日、岩石突兀的涧水边游玩时，柯平故意惊叫“有蛇，有蛇！”竟使其中的一位少女受惊吓而掉进水潭之中，于是，彼此有了一场水战，弄得大家都浑身被水泼透。好在还是夏天，各自在隐蔽处把衣服拧干了又毅然登山。下山的时候，自然引起邂逅的旅人的惊愕目光，“山顶上下了一阵雷阵雨……”这是我们统一口径的解答，然后抛下一串神秘的欢笑声下山而去。这四位少女的食宿自然由我们诗人包了下来。第二天傍晚，送他们去车站上车回杭州的时候，大家都似乎有些依依难舍。那时，我才说了实话：“我们也是自费来游的三个诗人，能和你们一起玩，很开心。多写一点稿子，稿费拿回来，就足够我们这次一起玩的开销了……”事情还真是这样，我们后来都写了一首《三个男人和四个少女及旅途中一支短暂的歌子》的同题诗，都发表了。写诗，有时还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还有北京的初军，当年是一家大厂的宣传部干部，是个爱诗狂，也是个经常向《文学青年》投稿的人。他的字迹特别端正，让我很为他对诗的虔诚和执着而感动。我是每信必复，久而久之就成了朋友。他也有诗作在其他地方发表过，但我在《文学青年》上却从来没选发他的诗，总觉得欠火候。我写信对他说：“你是否可以试试写报告文学，把你写诗的激情融化到报告文学中去，也许你会有更大的成功……”后来，他写报告文学果然拿了全国大奖，还加入了中国作协。我俩曾经合作主编过《东部诗丛》，至今还有密切的来往。

　　江西诗人郑渭波、纪辉剑和膝云，都曾经是《文学青年》的函授学员，后来都成了江西的著名诗人。有一年，我去龙虎山参加一个诗会，膝云也去了，能见面就已经是十分开心的事情。会后，膝云用他的小车邀请我一起去了上饶，与郑渭波、纪辉剑上三清山，有过一回难忘的欢聚。从此，我与他们均有了经常的联系，后来，我为膝云的诗集《三清之旅》写过诗评。只可惜膝云后来因车祸而英年早逝，纪辉剑亦被病魔缠身而提前离开了他的电视事业。命也，运也。每想起这些，就会使我心情黯然。再后来，江西上饶组团来温州党校学习，郑渭波也来了。临别之际，我请他给纪辉剑带去几百元钱买点营养品，数目虽小，也是表达一种心意而已。郑渭波至今跟我常联系，什么时候又发表了诗作，什么时候诗作又获了大奖……都会打电话来告诉我。我儿子绿周结婚时，光是诗人出席酒宴的就有30余人之多，均来自温州和全省各地。至今，我与全国的许多诗人和文学朋友仍然有书信联络，收到朋友们的来信，是我的盛大节日，给朋友们写信，是我的快乐。

　　当年我与全国青年诗人们广泛、不断的交往中，使我学习到了许多知识并丰富了我的人生。我现在依然一往情深在关注着诗坛和我熟识的、不熟悉的诗人们，因为我的爱诗之心不变。如当年东北的校园诗人、如今著名诗人潘洗尘，在他参与“诗人宣言”并创办《星星》上半月刊期间，我俩又恢复了联系至今，每期寄赠我都会认真阅读，以为这是一册重在诗歌理论和评论的好刊物。当然，我还有许许多多至今仍与我保持往来的当年的诗人朋友，至今凡有诗集问世均有寄赠于我。诗缘与友情，两者皆珍惜。

　　我一直以为，写诗的人都必须豁达正直热诚地面对历史面对生活面对未来。我国著名艺术大师韩美林兄也曾以“身心豁达”四字书赠于我，被我视为墨宝珍藏。著名汉语国际诗人洛夫曾经提出过“继承传统，拥抱现代，做一个历史见证人的中国的诗人”的主张，我对此十分赞同。他在我七十寿辰时书赠我一纸书法：“生命的价值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心中有诗有爱，刹那即是永恒。”至今还一直挂在我以“蜗牛居”为名写作的斗室之中常读常新。

　　来源：温州日报

　　原标题：充满激情的诗歌岁月

　　——琐忆四十年前的《文学青年》

　　作者：叶坪

本文转自：温州新闻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