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戈悟觉深情追忆发小叶永烈

2020-06-09 09:03:10

　　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5月15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0岁。

　　叶永烈先生是浙江温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以科普著作《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而成名，以“四人帮兴亡”等长篇纪实文学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而今驾鹤西去，令人痛惜缅怀。法制洋葱头公号今天特刊发戈悟觉先生的追忆文章《我和阿烈》，以寄托对叶永烈先生的共同崇敬和哀思。

　　戈悟觉先生也是浙江温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支援大西北建设，在宁夏工作了几十年，担任过自治区作协副主席，系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为《夏天的经历》等。戈悟觉先生与叶永烈先生不仅同为温州人，同为北大校友，同为著名作家，而且两家系世交，同住温州铁井栏，自小一起长大，彼此间情义长达七八十年。戈悟觉先生追忆发小叶永烈先生，笔触不同寻常，相信各位读后，也定会别有一番感慨上心头。

　　我和阿烈

　　戈悟觉

　　喊叶永烈阿烈，不合适，乱了伦次。我喊他哥阿叔，喊他令尊叶志超先生阿公；阿烈喊我爸为阿哥。那怎么称呼？他小我3岁，在北京大学又是我学弟。我喊他叔叔喊不出口，他也不好意思正正经经答应。中国人的称呼太繁琐，外国读者看不下《红楼梦》原因之一是称谓太纠结。

　　图为两家人合影，前排左三为叶永烈，前排右一为戈悟觉

　　我们通家之好。同是乐清人。他父亲是我父亲的恩师。我父16岁从磐石到温州学生意，阿公收留、提携。阿公是咸孚钱庄总经理，我父后来是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两家同住一层楼，同饮一井水(铁井栏)，同吃一桌饭。直至1945年。我们一起躲避日寇逃难永嘉鲤溪。阿公有过军旅生涯，我家先回温州了，另租房子。但依旧是不是亲戚胜似亲戚。

　　只记得阿烈4岁时的一件事：一天早晨，突然发现阿烈不见了。楼上楼下、门里门外找了个遍，不见踪影，两家人惊惶失措。一二个小时后才“活捉”了，原来睡觉不老实掉到床下被蚊帐裹住了，悬空挂着，他还睡他的。长大了我打趣说：“你干什么都这么专注投入呀。”他说：“我又不是故意的。”

　　1955年我考取北大中文系，给阿烈写了封“热情四溢”(阿烈语)的信。介绍校园的美，教授的多，迎新活动的多采。他回信：“非常非常向往！”1957年他中学毕业了，报考志愿想要填中文系新闻专业。我当年考取中文系不分专业，到校后几个月才分开，立志研究的去汉语言文学，去新闻专业的多半怀揣作家梦，因为苏联作家百分之八十来自记者。我如实相告，我们班里的同学有三分之一来自调干和留苏预备班(苏联拒收)，中学直接考上的才二十多人。没料到这封信把他吓着了。他考上北大化学系。

　　命运作弄人。这关键时刻的选择，是祸？是福？现在可以站在终点回望了。

　　图为叶永烈与戈悟觉在上海生活合影，二排右二为叶永烈，三排右一为戈悟觉

　　如果不上化学系，大概率不会有《十万个为什么》的编纂和书写了，当年出版社是去北大化学系组稿；中概率不会有科普和科幻作品的书写了。小概率是会免除“不务正业”、“名利思想”的屈辱、磨难。1966年他对我说，他至今未转正！大学毕业通常第二年便转正，何况他是北大毕业，化学系六年制毕业。他15年蜗居在上海边缘的12平米房子里，一代、二代有时三代人(阿婆去照料两个儿子)同居。我去看望他，从天花板上传来他儿子叶舟的声音：“爸爸，谁来了？”他把房间隔成二层。直到1979年，阿烈获中国科协、文化部授予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和1000元奖金，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亲自给上海写信，才获得40平米的两居室。他太太杨惠芬回忆写：“搬到新居后，欢乐的气氛洋溢整个房间，对生活和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希望。”

　　阿烈是出色记者的料。他机敏，闻风而动，审时度势；对时事永远充满好奇心，又敏于行，不知疲倦地游走、追寻。他的纪实文学作品拥有几百万、几千万读者。我时常把阿烈和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作比较。她是第4位纪实文学获诺奖的作家。她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和转型、切尔诺贝利事故等重大事件。阿烈得天独厚生活在中国，10年浩劫，改革开放，在揭示人性、真相探索，以及十几忆人的命运期待，都是有震撼世界的书写价值。如假以时日，改变思维习惯、写作方式和风格，他完全可以与阿烈克谢耶维奇为伍，也许会是第5位。

　　阿烈在北大住31斋，我在30斋，比邻而居，但不多来往。是那种相见也无事，不来忽忆君的关系。偶尔相约看场电影。他入学那一年，北大反右风起云涌。阿公在温州也受到冲击，打成什么分子。但没有告诉阿烈。我接家里来信，便约他“聊聊”。我们没有去风景旖旎的校园未名湖，就坐在楼前的青石台阶上。他很镇定，只说一句：“怪不得许久没有来信。”他平日就话不多，我也找不到开导的话。我们并肩坐着，我一只手放在他的膝盖上。沉默，只是感觉到我们在一起。直到两座楼的灯光熄灭了。我和他站起来，两个拳头碰了一下，说：“不怕。睡个好觉！”

　　第二年，反右斗争后遗症，有人提出新闻专业要提升政治素质，将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几年后，新闻专业又回归北大)我和他分手了，通信联系。毕业前夕，我约他同去参观还没完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这是当下全国最大的体育场。我是向北京告别，向体育告别。生活还需延续。我在寻找这种感觉。突然看到体育场的介绍：沿着各个座位走一趟，一个人一生一世才能走完。我们又喟叹唏嘘一番。阿烈说：“人生就是这么短！若是人生道路看得这么清楚也好。”

　　阿婆说：“阿烈执显执。”(温州话)

　　这是不作寻常事的自信和坚持。比如，他自制绿墨水，用钢笔写绿字。我以为他姓叶，玩笑。没想到他坚持好几年，让人“忍无可忍”了。比如，他忽然对冲洗照片感兴趣，要去我好多底片。自己配料。相片带浅蓝色，相纸又不正规发软。但他乐此不疲，还要我找朋友借底片；他的摄影技术一般，留影自娱自乐不妨，但要发表，还出书。我劝他，不听。比如，他固执地反对体育锻炼，说最好的运动是睡觉。这观点和北大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不谋而合，我也不和他争论了……

　　我回到家乡工作，和阿烈的接触又多起来。发现他越出名，采访过历史性人物越多，性格也随和了，豁达了，越发谦和低调。

　　图为叶永烈和戈悟觉合影

　　我来温州不久，应温州日报之邀开“名家随笔”专栏。开篇我约阿烈写。他很痛快答应，把他为香港回归而写的稿件给我们首发。2003年10月，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市电视台约我作访谈节目。我推荐和阿烈对话。阿烈中止在北京的工作专程来温。电视台没人去车站接，没有安排食宿，也没有向阿烈征求意见。我觉得太怠慢。不悦。正向他抱怨和致歉，他却坐在我身边睡着了。阿烈没有架子，温州的活动，无论讲学，写稿，甚至一般的庆典，一叫就到；一些素未晤面、不相干的人去信，只要有可能也是一一回复或赠书。我问：“累不累？”他说：“别人一番心意。累也罢。”

　　5月15日中午，我得知阿烈去世，呆住了。我知道他近几年健康出问题，去电话问，他总说没什么事，最常说的话：“快出院了。”这几天，我一直为此时写追忆的文字是否合适。他不作兴凑热闹，我们常取笑他人“应景”；他也看淡生死。

　　1968年3月22日早晨，文革中我从温州回宁夏路经上海，他到码头接我。我说：“阿公身体还好，来前我去过。”这是例行的宽慰话。他说：“昨天夜里病逝了。我马上要回去奔丧。”我吃一惊，也有点尴尬。我两天前去向阿公辞行时，他还能坐起，送我抄家时唯一遗留的传家宝——青田石白桃枝叶笔洗。笔洗这时分外珍贵了。阿公爱诗词，善书法，一直对我家、对我很好。倒是阿烈宽慰我了，背陶渊明的诗：“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他说这是他的生死观。这两句诗，还有前面的两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他多次背诵。回到我借住的小姑家，急忙打开箱子检视笔洗。笔洗是里三层外三层毛衣、棉毛裤包裹，小小翼翼打开，已粉碎。只留下一个完整的白桃。我坐海轮到上海的，粉碎的时间大约也在昨天。

　　“亲戚或余悲”……

　　我书柜有好多阿烈的赠书，包括早期的《碳的一家》，还有阿烈用心阅读过的书，如划着绿线条的《古文观止》。最新的书是他的自传《华丽转身》。70多万字。2018年5月1日。题字：“阿觉存念：何当共剪西窗烛”。我回复：“却话瓯江夜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