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谈浙江改革屡提温州 称民间金融起步看温州​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厘清政府权力​

　　“将来，每一个部门的权力，即便是有来源的，也要评估适应不适应当前的情况。不应该有的、不适应的权力，就要努力改”​

　　记者：浙江新一轮改革是如何启动的？​

　　李强：今年1月，新一届省政府成立后，我就说，改革是贯穿始终的头等大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突破口。​

　　通过审批制度改革，横向撬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改革，纵向撬动政府自身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政府改革肯定能够激发市场、民间的活力。现在企业的身上套了太多的条条框框，抑制甚至扼杀了他们的创业创新激情。今年以来，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了46%，但这还不够。​

　　浙江在进行的审批制度改革，是确立负面清单式的管理模式。这里面还有很多法律问题有待解决。比如我们原来老在纠结，减了多少项，幅度是多少，现在看来只讲减少数量和幅度意义不大，关键是要弄清楚你保留了几项？法律依据是什么？即便是有法律依据，它在当下有没有保留的必要和意义？厘清之后，那么除了这些需要审批，其他就不需要审批，这就是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只要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符合法治精神，我们就继续改革。省一级层面能解决的，我们就主动放权，需要更高层面解决的，我们就向上报告。​

　　这个“负面清单”，对审批制度改革来讲，其实就是部门权力清单。要明确每个行政部门到底有哪些权力，这些权力谁给你的，这些权力怎么样让它更加规范，更加有限，更加有效。​

　　三年前，我就在富阳市做过一个课题，搞部门权力调查研究。当时把富阳市政府及各部门的行政权力彻底清算了一遍，结果发现一共有7000多项权力。现在看来，必须砍掉相当大一部分。将来每一个政府部门的权力，即便是有来源的，也要评估适应不适应当前的情况。不应该有的、不适应的权力，就要努力改。源头在哪里，我们就向哪里报告。这恐怕就是今后我们的政府，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从保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重要举措。​

　　记者：从整个省域来说，改革的载体如何确定？​

　　李强：浙江新一轮改革，大体上分三个层面。首先是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构成的“四大国家战略举措”，国家给了先行先试的政策，这些是“灯光舞台”，可以做很多探索性的文章，试点突破对面上的意义非常大。​

　　第二个层面是以设区市为单位的改革深化，比如杭州自主创新示范区、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宁波对外开放综合配套改革、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等改革试点；等等。​

　　第三个层面是一批以县域为单位的特色改革，基本上是今年点燃的“新炉子”。比如，在柯桥区开展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在海宁市搞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试点，按照亩产论英雄的理念，创新土地、能源、水资源、环境容量等配置机制，目前已初见成效。下一步省政府还将在平湖市搞产业结构调整机制改革试点；在德清县搞城乡体制改革试点；在开化县谋划生态功能区建设试点。这些试点需要借助基层的首创精神，不惜试错，实现突破后，在全省推开。​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