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城龙港到大都市深圳 聚焦渔村到城市的蜕变

　　温州网讯 从诞生的第一天起，苍南龙港就注定是一个传奇。“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荣耀，彰显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洗脚进城的愿望之强烈和底层创新推进城市化力量之强大。从龙港到深圳，我们寻找渔村到城市蜕变的轨迹，试图串联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改革进程；从龙港到深圳，我们循着农民追逐“城市梦”的脚步，聆听个人在分享城市化红利中的命运故事。

　　——题记

　　深圳，深南大道。

　　汽车疾行，鳞次栉比的高楼被远远抛在身后。

　　我们出发，采访故事的主角：农民企业家陈可树、深圳规划师梁浩。

　　他们并不相熟，却都与龙港有着渊源。

　　在深圳冬日的暖阳中，他们不约而同地讲述着关于龙港的“小城故事”，讲述着他们看到的时代大戏。

　　记忆，随着脚下的深南大道不断向前延伸，也如同这条被誉为中国“改革大道”的城市道路，串起中国城市化的时代足音……

　　(一)农民建城

　　每次回温，陈可树都住在龙港。

　　他喜欢龙港。这座从渔村滩涂上生长的小城，似乎有着一股天然的力量，总能唤醒他血液里的冲动与激情，如同那最初进城的激动。

　　1984年，那时还是25岁的小伙子。祖祖辈辈都打渔的他，不知道从哪天开始，发现金乡小渔村不一样了：邻居们纷纷收起渔网、出门跑“业务”；陈可树自己也跑起了摩托车贴花“业务”。不少赚了钱的“万元户”陆续开始搬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去了同一个地方：龙港。

　　那个时候，龙港还只是鳌江江畔一个叫做方岩下的地方，5个小渔村，人口几千人，一条坑坑洼洼的老街，几十间泥屋和一片滩涂。

　　那个时候，龙港镇委书记陈定模带着一批干部组成“农民进城宣传队”，带着手绘的规划图，到周边到处动员，说是让先富起来的农民到龙港集资建镇、到城里落户赚大钱……30天就收到了5000多户农民的进城申请。

　　农民进城，是因为那道“口子”打开了：自带口粮进城、自建住宅落户、自办企业发展、自找门路就业——这些从未有人尝试过的办法，冲破了当时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经济发展三大障碍。

　　陈可树辗转乘船，跑去见过那热闹的场面：“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被堵得水泄不通，农民怀里揣着自己的钱，层层围着龙港规划图，用结着粗糙茧子的手指，寻找并确认着未来生活的落点。

　　汽车满载沙土水泥穿梭飞驰，新建的楼房迅速升高，新浇的道路快速延伸……昔日的渔村滩涂上，迅速长起了一座“农民城”。

　　没赶上第一批进城的陈可树，于1987年花了30多万元在龙港镇买下了12亩地皮——进城了！

　　告别了乡村，农民迁入自己建造的城市。龙港，开始上演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的全景。

　　陈可树喜欢龙港：这片神奇的土地，从诞生之初起就蕴藏着多么大的生机和活力。在这里，中国农民对城市的向往、追求和创造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走到鹏城

　　到深圳，是陈可树的第二次进城。

　　1986年，陈可树去深圳进货。

　　那时，特区深圳，遍地开花的工程。被称为开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南大道虽未贯通，两旁却早已“三天一层楼”的速度林立起中国的第一代摩天大楼方阵。

　　同样是从小渔村而来，与龙港农民自发建设的城镇相比，带着巨大国家政策红利建设的深圳城市，让陈可树大大开了眼界，用今天的话说，那是“高端、大气、有国际范”。

　　然而，当时陈可树没有选择深圳。“当时我做印刷，整个产业基础都在龙港、金乡一带。深圳没有优势。”他选择到龙港买地皮。

　　但，很快，深圳的速度与效率，刺激了陈可树的神经。

　　从最初2.1公里到30公里，深南大道这一中国最宽阔的城市主干道，如城市的脊梁，带着深圳从罗湖出发。实现土地利用市场化，敲响土地使用权拍卖；集聚“中国制造”，“世界工厂”影响全球……深圳，走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最高点。

　　到深圳去的想法，在陈可树心中反复冲撞后，在1989年成了现实。

　　进了大城市，一呆就20多年过去了。陈可树的生意，迅速对接深圳，从最初的印刷转身迈向汽车配件、手机配件生产。

　　脚下，这条在国人心中有着特殊记忆的深南大道，在陈可树的眼里，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30公里的大道上，每一块门牌，都是陈可树公司生产的。2005年开始，他承接了深圳印刷楼门号牌业务。

　　200多万片门牌，从市中心一路延伸到深圳“关外”，见证着这座面积1952平方公里的大都市的不断成长。

　　常常地，回味自己在深圳与龙港的故事，陈可树会想，同样是从小渔村发展而来，深圳与龙港，走的路子固然不同，今天的模样也不可同日而语。但两者之间，是否有着某种联系？

　　更多的时候，走在深南大道上，陈可树就会想起家乡的那条路：多少年过去了，建城伊始最热闹的龙港镇前路，还是最初的模样。

　　“如今，龙港的路径该怎么不断继续向前？”他有过这样的困惑。

　　(三)变革老城

　　对于陈可树的问题，规划师梁浩有着专业的解读。

　　“小马拉大车”的尴尬——梁浩认为，这是进入本世纪后龙港现实困局的根源所在，是城镇发展速度与时代局限性之间的矛盾与错位。

　　当2010年的春天在央视《对话》栏目看到陈定模讲述龙港故事时，“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概念，在这位有着从事十多年城市规划工作经历的规划师脑海里，惊奇却模糊。

　　巧的是，1个月后，龙港镇政府选择他所在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编制龙港新版城市总体规划。

　　“名不虚传”，这是梁浩来到龙港的第一印象，“当年的农民自发集聚，以先锋的姿态，创造了中国绝无仅有的建城历史。”

　　“走到当下这个关口，龙港不缺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缺的是现实的制度安排和再次变革的秩序重构。”梁浩希望用专业规划为龙港“策应未来”，并为这座不同寻常的城市找到理想且稳定的发展格局。

　　从此，梁浩与他的同事们，对龙港有了一份不一样的专注。

　　从深圳到龙港，一年来回五六趟。长达三年的新一轮规划编制过程中，梁浩感受着龙港从城镇迈向城市的坚定。

　　一些外在的制度安排如期而至——

　　比如，梁浩设想的新龙港，是在“龙港、临港”一盘棋下的蓝图。这一设想，很快有了现实支撑：2011年温州实施的乡镇撤扩并，“两港”合一，龙港新版图达到172平方公里，龙港新城呼之欲出。

　　“龙港与深圳的龙岗、安宝等地区相似。”梁浩认为，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龙港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应该实现鳌江流域的资源整合、秩序重构，以谦虚的态度主动融入温州大都市区建设。

　　在梁浩看来，在龙港，城市的新变革已经起步。瞄准更远的未来，这座城市需要的是,在发展速度与品质之间抉择的定力。

　　(四)建设新城

　　因为龙港，梁浩与陈可树的人生轨迹，有过一次交集。

　　2011年，陈可树作为龙港企业家代表，参加了梁浩和同事在深圳组织的龙港城市发展座谈。

　　陈可树一行人谈了很多，关于龙港街巷的记忆，关于白沙河的故事，关于理想中的龙港产业布局。

　　梁浩一一做了记录，将他们的建议融入新规划的描绘中。

　　今天，指引未来龙港城市发展方向的蓝图已经成型。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龙港作为鳌江流域中心城市的格局“应运而生”；特色产业体系“日渐清晰”；承载着集体记忆与历史的老城加以改善……

　　因为龙港，未来他们的人生，或许有更多的交集。

　　梁浩说，从前期的总体规划到对实际发展落地的指导，他和项目组其他成员一起，会以持续不断的方式，参与见证龙港城市发展。“未来的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对这座城市发展的关注会一直继续。”

　　而对于陈可树而言，龙港的召唤显得更加亲近而现实。前段时间，回乡考察后，年过五旬的他，望着龙港新城蓝图，心中的那股子激情与冲动又一次被点燃了。

　　站在龙港新城规划馆的露台上，向东远望，这是一片辽阔的土地——3年时间围垦造地3.2万亩，再造一个新龙港，这将是龙港新的梦想起飞的地方。

　　走在那些熟悉的老街巷里，凝心观望，有一些变化细微而深刻，从公共设施建设到政府公共服务再到环境综合整治，龙港朝着推进城乡统筹、提升城市品质的方向而努力。

　　记忆依稀又来到2003年，那一年的春寒料峭中，龙港人主动砸掉了耸立在104国道旁10年之久的“中国农民第一城”招牌。

　　破旧立新，是勇气，更是决心！

　　回望来时路，当年在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大改革”，是龙港在全国率先的大胆创举！到了今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当户籍制度、宅基地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全面深化加快之时，当年龙港的这种创举，依旧令人敬佩。

　　言及这些，陈可树有着一种溢于言表的骄傲——从轰轰烈烈的农民造城到势如破竹的新城建设，不断开拓变革的勇气和追求，正是龙港人与生俱来的禀赋。

　　带着与所有人一样的期许，陈可树憧憬着——

　　这注定将是一场新的时代大戏。

　　无论是在龙港还是在深圳，他所亲历、所见证的城市发展，都在为中国的城市化而探路。

　　再出发，路就在脚下！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