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的商业智慧》书摘之四:南怀瑾谈合作共事
核心提示：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能源的竞争无处不在。然而我们这个时代又是要求广泛合作的时代，合作才能发展，合作才能共赢，合作才能提高。整合资源，合作共赢，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更是这个时代的选择。很多事情的成功都在于合作，有一位记者在采访一位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时，问他21世纪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科学家回答：是合作精神。可见合作精神是何等重要。
合作是指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在一起工作或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然而，怎样做好合作却是一门大学问。南怀瑾先生是一个很懂得合作精神和合作意义的智者，在倡导建设金温铁路的日子里，他要与浙江地方政府讲合作，要和外国银行财团谈合作，还要和工程指挥部和施工单位搞好合作，甚至是内部团队成员，都是他的合作对象。正因为有着力量强大的“团队合力”，以及那种弥漫于企业的无处不在的“团队精神”，使合作双方共克时限，共赢商机，提振信心，共同发展，完成了前人多次未竟的金温铁路建设大业。其间南怀瑾先生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积极处理好与合作方的关系，推动事业前行的言行细节，也是十分令人感动的。
处事细节，以感恩之心善待合作者
俗话说，“地低成海，人低成王”。成功的合作从来都不需要个人英雄。尽管南怀瑾先生是名闻遐迩的著名学者，金温铁路的“催生者”，当初是应邀“牵头”建设金温铁路，但在与各方合作过程中，他从始至终都保持着谦和的合作态度，虚心向行家请教不清楚的问题。
1988年12月24日，南怀瑾先生在香港接待了来自温州政府的章华表与陈敬之两位年轻官员，他们带来了温州市政府领导的函件和金温铁路的详细资料，真诚恳请南怀瑾先生能够牵头倡导修建这条反复停工至今仍不得建成的铁路。面对有求于自己的乡人，南怀瑾先生没有一丝高高在上的架子，更没有身为长辈的威严，而是像一个谦虚好学的小学生，与大家共同探讨铁路修建问题。在讨论具体修建工程时，南怀瑾始终扮演着一个协助者的身份，谨慎地提出问题，谦和地解答大家的疑问。
会谈中，南怀瑾先生问：“铁路的建设是温州9县加上其他多个县所期盼，其实这也是孙中山老师的理想。如果铁路完成，以后再能通福州、南安沿海而下广州，西接云南，则整个沿海的效益就很好了。但我们先谈这里的建设，有哪些问题呢？”尽管只是会谈中的只言片语，但字里行间却不难看出他诚恳的合作态度。
尽管南怀瑾先生出生在温州，但毕竟已经离开家乡多年，对于今日铁路建设沿线的具体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他一直多听少说。良好的合作态度使得这次会谈十分愉快，更重要的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果。经大家商议，推算出金温铁路的投资资金估算为8亿人民币。从1988年开始商议合资修建金温铁路，通过3个年头的公文往来，到1991年底经国务院批准，南怀瑾先生和浙江省政府双方合资建设金温铁路的谈判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1991年10月，南怀瑾先生致函当年分管此事的浙江省副省长柴松岳，邀请他带队到香港签约。信中特别说明，此行邀请诸位往返旅费(包括飞机票等)及旅居费，可由敝公司负责。和现在许多招商企业相比，完全是一种反客为主的姿态。也正是这种态度，不仅展现了南怀瑾先生高风亮节的合作姿态，也让我们看到金温铁路建设的成功奥妙。
这种凸显真诚的细节，连接着整个合作的过程。1992年5月18日深夜两点，南怀瑾还特地给第二天将在上海和浙江洽谈合资建设的李素美和李传洪姐弟俩发传真，嘱托他们既然成立了合资公司的办事处或筹备处，在给各阶层的职务和职责的待遇方面，决不可小器，不可马虎。各职级的权限和薪资待遇要照中外合资办法规定好，做到“官中府中”“俱为一体”，讲好了哪天成立就从哪天算起，合资公司账上没钱由自己所在的香港联盈公司已汇过去的账内先行填发，将来再归金温铁路账户计算。不要只顾眼前，还要看发展。
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是南怀瑾的一种处事智慧。他不仅乐于帮助他人，而且对有求于自己的合作方的努力也是给予积极鼓励，甚至感谢，就连对自己的员工或弟子，也常怀感谢之心。1993年初，万学远出任浙江省长时，特地致函向南怀瑾先生问好，并说会尽全力使金温铁路的工程向前推动。按说这也是一省之长的分内职责，但南怀瑾先生不这样认为，而是把其看做对合作事业的关心和支持。2月11日深夜，南怀瑾先生回函致谢，称金温铁路有老师(指万学远省长)垂注，必可指日成功。老师高谊，唯有谢谢而已。
在1993年8月20日，南怀瑾先生给金温铁路总顾问侯承业并转常务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董宏、副董事长兼总指挥杨国章的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内部团队的一种合作谢意。南怀瑾先生在信中说：您一路行踪，随时有传真回报，均已一一收到，且感善于受命，详于处事，慎密周到，殊足为今时散漫之表率，且感且谢，并免我悬念不安之情，至以为慰。同时，南怀瑾先生还让侯承业代向杨国章、董宏，及沿途诸位上下领导，并勤奋劳工者致敬。儒家讲究“谦谦君子”，所倡导的也是“以和为贵”，此时的南怀瑾已是七十多高龄的德高望重者，但他始终坚持着为人处世的君子之道，以谦和感激的心去善待合作共事者，这在无形之中减少了各方合作之间的摩擦与矛盾，推动了合作事业的成功。
共事原则，注重维护合作者的信心和威信
依照合资公司规定，签订合同后3个月内，第一期资金到位。但是在合约尚在讨论修订并未签订时，南怀瑾先生就让所在的香港联盈兴业公司将1000万美元汇到温州办事处。当时合约规定，香港联盈兴业公司占80%股份，首期注册资金按15%计算，仅需要688万美元，可见南怀瑾先生的合资态度和决心是很大的。在南怀瑾先生的推动下，原本只需要到位172万美元的浙江省政府，也于1992年10月16日准备了287万美元。经费有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可以向前推进了。
1992年11月8日，浙江金温铁道公司在温州市瓯昌饭店成立。港方代表、浙江省、温州市等地方领导都出席讲话，仪式隆重热烈。
1992年12月18日，金温铁路在丽水、缙云、温州、金华等五地举行开工仪式，数十万民众自发前往参观，拍手相庆。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董事会也在丽水市莲城饭店召开，此事可谓举世瞩目，轰动四方。可是又有多少人能明白其后面的无奈？
云里烟村雾里山，看之容易做之难。开工仪式后，南怀瑾先生提笔写下了给金温铁道开发公司同仁的一封信，信中明确地说：以上两次活动,皆为配合浙江省政府方面的需要而先行动作。因为当时公司人员对金温铁道公司本身的宗旨、业务、组织、管理与目前的工作认知，及其指标都模糊不清，外界更不清楚。南怀瑾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在信中说得很清楚。
一、我们为什么在还未完全与浙江方面沟通议定之先，便立即决定先行汇拨1000万美金到温州？这是为了坚定浙江政府的信心，不要相互猜忌，永远停留在谈谈停停，停停谈谈，犹如小儿博弈，互相对猜，岂非天下笑话。故必须按现代商业成规，是以传统文化的信义为先，胆敢先行投资进去，才打破僵局，促使金温铁道公司的提前成立。
二、为了维护浙江省的威信，希望不要存有不必要的分歧意见。所以，在香港的匆匆签署可行性报告，及在上海又匆匆签订合约，及在本年11月18日的开幕、12月18日的开工等，完全由于善意维护省政府尊严，但也不希望有什么特别的谅解，这也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
三、不管如何，金温铁路总算在仪式上已经开工了。大家亲自看见数万人民自动自发的庆祝大会上，已经得到应有的鼓舞与安慰。
众所周知，由于建设资金紧缺，金温铁路曾多次停工，尽管浙江政府在筹备金温铁路建设方面一直都比较积极，但在这样的背景下，难免会底气不足，信心不足。作为合作者，南怀瑾先生深知这一情况，为了给浙江政府信心，在没有达成共同协议的情况下，他便先行投入1000万美元，这种合作行为十分难能可贵。
俗话说，人无信而不立。企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合资建设金温铁路，南怀瑾先生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单纯的企业，而是国家政府，不管是从商业的合作者角度来看，还是从政府的公信力来看，其声誉都是非常重要的。浙江政府的声誉一旦受损，就会严重影响金温铁路的建设计划，甚至会导致一些人打起退堂鼓。正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南怀瑾先生十分注意维护合作者的声誉，哪怕是自己多担一些风险，多做一些工作，也在所不惜。
南怀瑾先生这种处处为合作者着想的做法，在金温铁路建设中表现得特别感人。前述的1992年5月18日南怀瑾在给李素美和李传洪姐弟俩的信中，南怀瑾也提到，这次与省方签约，以前大家都无成规可循，更无经验，实在太匆促，有缺点太多。但最大要点，当时为顾全省方来人，如柴省长、刘书记等在国内的前途与声誉，宁可马马虎虎签了，使他们回去好交差，我岂不知麻烦在后头。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设身处地为对方排忧解难，处处为他人着想却又不奢图任何赞扬与回报，是南怀瑾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消除合作者彼此之间因为立场、观念、背景等不同而造成的摩擦与矛盾。金温铁道开发公司提前成立，铁路建设工程提前开工，合资协议条件还没有成熟就签订，这都是南怀瑾为了维护合作者的声誉和威信的运作，牺牲自我的目的是为了给浙江省政府吃一颗定心丸，让合作者安心了，更好地推进合作事业。
学会妥协，忘小嫌而顾大局
金温铁路建设几上几下，困难重重。合作各方由于思想理念、立场利益等不同，在工作方法、行为习惯等方面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意见，如人事安排分歧、投资框算调整、美元汇率平衡等。南怀瑾曾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好处，就不必自吹自擂。但中国人的劣根性，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意见很难融合，猜忌太深，自我太深。
那么，该如何来处理这些矛盾纠纷呢？南怀瑾先生的意见是：“现在我们既为了一个目标，如何做好金温铁路，造福人类社会人群，要心心相印，忘小嫌而顾大局，团结力量，争取成功，便是第一要义。”
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大付出？1997年8月9日，在金温铁路建成后的董事会上，金温铁路总顾问侯承业代表香港联盈兴业公司发言时说，多少年来，南怀瑾先生为了铁路的修建，委曲求全，每次遇到合作矛盾和纠纷，都为大局而勉强同意。他举例说，1993年，南怀瑾先生请他做金温铁路总顾问，沿金温铁路线，忙了3个月，完成了向美国摩根斯坦尼银行的境外贷款，年利息为6%，分10年还清，由中国银行担保，浙江省政府反担保。等到美国银行核准，可是中国银行说不能担保，这就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三家合资，两家是公家的，只有南怀瑾一家是私人的，他可要负责他股份内的责任。他有意见，不得已只得忍了。
侯承业在会上强调指出：“(铁路建设过程中)预先计划不去执行，跟着缺钱又不去开源节流。南老虽然不是大企业家，但他说，为什么可以抵税的进口材料而不去申请呢？为什么不可以将公司取得的1500亩土地去开发卖出而生财呢？现在可简单，钱不够就增加概算、调整概算。1995年7月开董事会，将原来的15亿调高为2107亿元。他不同意，大家去香港向他老人家报告、说明，为了大局，他勉强同意了，说过下不为例。如今两年来未开董事会，要调高了，才通知他来盖个橡皮图章，这已是不合理、不合法了，他能不生气吗？”
矛盾是显而易见的，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如南怀瑾的香港公司投资的是美元。当时人民币和美元兑换比例是12∶1，可钱在公司账上却没能换成人民币，最后外方提出来，公司有关人员却说有合约，只能以58∶1兑换，是固定的汇率。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再如公司股份调整时，原先投入取得的土地等增值资产都不做评估，只按原价值计算，南怀瑾先生也不计较了。不是他不懂，也不是他没意见，而是他想把合作的项目做好，为了大局放弃了个人私利。要放弃这么大的利益，需要多大的胸怀？
《论语》云：“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子所不欲，勿施于人。”南怀瑾深知，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说什么也不能强加在他人身上。建设铁路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程，这与白手起家的创业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所谓万事开头难，在合作过程中更需要推己及人，体谅他人。只有这样，才能凝聚力量，早日把铁路建成。在整个金温铁路的建设过程中，作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南怀瑾先生一直都十分注重维护合作者的信心与声誉。
本文转自：温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