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办教育：摸到过河的“石头”

　　(二)“三元券”之智

　　正因为“三元券”，远在贵州的周星增知道，温州将要有自己的综合大学了。

　　周星增的母亲帮他认了100张。妈妈没读过什么书，平时不舍得买新衣、买好吃的，这一捐就捐出儿子小半年的全部工资。周星增明白母亲的想法：读了大学的儿子，更该为温州大学作贡献。

　　于是1988年，拿着一封温大邀请函，周星增义不容辞回乡任教了。

　　“当时就觉得温州大学，特别伟大。”周星增仍记得当年的震撼。

　　校门口三根巨柱：一根代表政府，另外两根代表华侨和老百姓；还有“勤思楼”“爱乡楼”“任岩松礼堂”……当时有哪一所学校，能像温大这样，记录下一个群体奔走世界的足迹，记录下一个个老百姓办学的盼头。

　　周星增由此在温州大学度过了他这辈子最辛苦的5年。一个人带两个班级加两个成人班，既当班主任又当教研室主任。他吃住在一间空教室，白天卷起铺盖工作，晚上打开铺盖睡觉。

　　这就是人民办的大学。第一期4万平方米校舍，六成资金来自民间；自费就读，不包分配……金文斌说，温大创办在大学改革史上留下不少创举，而“三元券”的效应则对温州的教育格局形成更为深远的影响。

　　认购“三元券”的时候，各地专业户愿意掏钱办大学，但提出另一迫切的想法：子女能否自费上好初中、好高中。

　　民间的声音，到了改革者的耳朵，就是强烈的信号。

　　“多形式出资是群众的创举，应该提供试验，满足要求。”金文斌回忆，1985年9月，温州大学完成计划内任务，还招收了30名自费生。同年，温州中学也为自费生开出一扇小门，试招25名自费生，集资费用3万多元，相当于一学期温州中学全部的学杂费收入。

　　自费生、择校生的试验一石激起千层浪。1988年，《浙江教育报》为此展开一次全省性讨论。这场带着压力的争议没有定论，但自费、择校却伴着争议从温州走向全国。

　　“三元券”不仅仅是社会办学的集资券，它更像一张张民间力量的入场券，邀请券。到了九十年代，自聘教师、自定工资、自主收费、自取汇报等“六个允许”政策，开启了温州民办教育发展的黄金十年，使温州成为浙江乃至全国民办教育标志性地区。在国家《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前多年里，温州顶住压力给民办教育开出了“通行证”，一个教育改革的“温州模式”由此应运而生。

本文转自：温州网